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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抗战先烈 弘扬爱国精神——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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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占国系原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缅怀抗战先烈,弘扬爱国精神,祭奠逝去的爷爷……

自记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讲述三屯营的往事。听得最多的是奶奶和爸爸以及赵连会、徐振、万明远、刘瑞禹等老一辈人讲述我爷爷徐庆云和二爷爷徐庆雨、三爷爷徐庆和抗日救国,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

我们徐家一门三忠烈,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抗击日寇,以身报国的大无畏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铭刻下深邃的印迹,激励着我成长进步,并成为我参军入伍,献身国防事业的强大动力。

我们徐家祖籍山东省,明朝中期作为赴蓟镇总兵府三屯营城戌边将士,落户在三屯营城内,一坟祭祖的三支徐姓,分别住在东街、南关、宝湖和井泉村,我们徐家历来就有保家卫国,反抗异族侵略的光荣传统。

清王朝末期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运衰落,经济日渐萧条,我太爷爷徐圣传承祖上行医军旅,善疗外伤的医术,走街串巷行医治病,养家糊口,当时家境尚可维持。1908年,我爷爷徐庆云作为长子出生在三屯营东街,而此时家中已经有了两个姐姐。民国初期,家中又添庆雨、庆和、庆发三兄弟,徐家添人进口,吃穿费用日益增大,只靠太爷爷一人行医赚钱已经难以支撑家中生活。

我太爷爷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讲求仁义,讲求信誉,讲求义气,为人耿直厚道,是个懂文化有见识的人,虽然家境艰难,但仍然竭尽全力供我爷爷徐庆云读了三年民国初期的国民小学,为其今后走向社会,接受新生事物,投身革命工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我爷爷十岁时,由于家里生活实在无法维系,太爷爷被迫带着太奶奶彭氏和儿女们迁往城东三公里的杜家岭村,沿着横河边开垦了几亩荒地,早出晚归,辛苦耕种,维持生计。同时,太爷爷还利用农闲时节走村串户给村民们诊脉治病,卖一些自采加工的药材,挣些零钱贴补家用。

几年后,我爷爷年届青春,风华正茂,好学上进,思想非常活跃,渴望接受新鲜事物,特别向往美好生活,与好友赵连会南下唐山,倒卖瓷盆瓷碗和年画;北上宽城、平泉,贩卖牲口和皮货,在三屯营集贸市场和景忠山庙会做小本生意,其间历经了艰苦的磨砺,也拓展了社会阅历。

缅怀抗战先烈 弘扬爱国精神——永远的怀念

缅怀抗战先烈 弘扬爱国精神——永远的怀念

1924年,奉系军阀在日本的支持下,于京东地区与直系军阀展开战争。直系军阀在三屯营、喜峰口和迁安县城设立兵站,随意索要粮款,到处抓丁抓夫。9月28日,直系军阀战败,溃兵似土匪,奸淫抢掠,肆意烧杀,很多人死于乱兵之中,三屯营城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我爷爷耳闻目睹这种悲惨状况,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对于这个黑暗的社会非常失望。

1926年秋后,主政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以筹措军晌为名,颁行“旗地变民”政策,把战争费用再次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旗地”是清朝初期满族八旗军队有功将领用跑马占圈的方法霸占农民土地,借此向农民收取高额的旗租的霸道产物。辛亥革命后,清皇退位,旗地已经纳入地方官府的税收之中。而张作霖政府强迫农民以好、中、差三等,每亩1至6元不等的代价换契核照,美其名为买得“旗地”的所有权,并威胁农民限期交纳,逾期不交者加税罚款或没收土地由政府拍卖,违者即被关押。而官府又将收税任务包给当地土豪劣绅,层层加码,把每亩地捐增加到现大洋3至10元不等,从中渔利。

当时担任贾庄子、黑洼和侯庄三村大乡长的赵玉明良心泯灭,利用权力滥收“旗地变民”款,中饱私囊。我太爷爷对此非常反感,挺身而出,为乡亲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此,赵玉明心生忌恨,找到我太爷爷强收“旗地变民”款,我太爷爷认为那几亩滩地是自己开垦的,不属于旗地,据理不让,因此双方争吵起来。中午,气愤难平的太爷爷赶到赵家再次理论,而赵玉明则蛮横跋扈,欺人太甚,盛怒之下太爷爷掀翻了赵家的饭桌。第二天赵玉明带领一干打手把太爷爷暴打一顿,扬长而去。

当年我爷爷已经18岁了,涉世未深,血气方刚,父亲无辜被打,土地无理被夺,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托人写了诉呈到迁安县衙告状,然而状纸呈上,县长仅仅扫了一眼,就甩手扔回,还命人把我爷爷轰了出来。官绅勾结,欺压百姓,有理无人搭理,有冤无处诉说,气的我爷爷跺脚大骂:“你们就是狗官,我家自个儿开的滩地,凭啥当成旗地?村官、县官没一个好玩意儿。”卧床不起的太爷爷闻听官司败诉,气上加气,伤病迸发,含恨离世。乡村恶霸和无良官府欺压良善,横行霸道,夺田害命的恶劣行径,使我爷爷愤恨不已,心里埋下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火种。

1926年9月,共产党员张明远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被省委任命为中共玉田中心县委书记,负责领导玉田、遵化、丰润、迁安和蓟县党组织发展和农民运动。1927年1月27日玉田县农民砸毁了县议会,包围县政府,迫使当局停征“旗地变民”款;遵化县5000多农民包围县衙,迫使县政府缓征“旗地变民捐”。这些事情在三屯营引起很大轰动,我爷爷听到人们的议论后,联想起自家的冤屈,心情非常振奋,急切想找到玉田和遵化的高人,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敬意,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请他们指出一条报仇伸冤的明路。

1927年夏,张明远和杨春林第一次来到迁安西部后韩庄与韩文华接上关系,了解迁安西部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同时通报了玉田和遵化两次大的农民运动情况,分析确定三屯营城内贫困百姓,以及黑洼、侯庄、贾庄子、果庄子、王珠店一带,为大户看坟护地憨厚朴实的贫穷农民为当前的工作重点。

韩文华领二人来到杜家岭村,与我爷爷和赵国臣、王春普等六七个青年人见面,倾听他们对“旗地变民”的反映。那时,三屯营总兵府通往滦河边有一条重要官道,穿邵家岭、杜家岭到达南团汀水陆码头。进入杜家岭村就能看见中峰山下,沟沟叉叉,星罗棋布的20几个村庄。候庄,四十亩地,五十亩地,六十亩地,八十亩地,西梁朱家,粱西吴家,老崔家,东沟,大东沟、大西沟、候家坟,栗树行,甸池沟,贾庄子,北转坡,粱庄子,上瓦房,下瓦房,上庄,下庄,黑洼,杨树沟等诸多自然村。

同年,张明远和杨春林第二次来到杜家岭村,鉴于这里农民憨厚、朴实、苦大仇深,因居住太分散,很难建成联庄会和组建农会,形成群众力量。应爷爷等人的要求,张明远就抗捐抗税和反“旗地变民”等事情,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给封闭落后的山村播洒下全新的思想。我爷爷等人听后,顿开茅塞,看到光明,找到了穷苦农民摆脱压迫剥削,获得翻身解放的奋斗之路。

身负国恨家仇的我爷爷,通过党组织的启发引导,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在于中国共产党,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在于中国共产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自己的光明之路。此后,我爷爷积极靠近党组织,热情参加党组织发动的各项活动,坚定不移的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缅怀抗战先烈 弘扬爱国精神——永远的怀念

1928年1月,中共京东特委活动同志会,对于党务工作作出15项决议:要健全党的组织,发展党小组,组建党支部;迁安发展党员100人;设一巡视员,经常到各地巡视指导。1928年11月末,京东特委巡视员钟玉铎和白英来到黑洼,秘密发展我爷爷和赵国臣、王春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建黑洼党小组。黑洼村与前韩庄村成为迁安县建立党组织最早的村庄,我爷爷成为县域内第一批在本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6位党员之一。

我爷爷加入党组织后,按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他和王春普一起,首先在侯庄、黑洼一带发展党员,利用农闲时节和传统节日做附近青年的启发引导工作。1929年8月15日,我爷爷和王春普二人介绍侯庄村的赵连会、梁庄子的王春明、王春辉、王春福加入党组织。1929年冬,中共迁安县委在前韩庄建立,滦河西党组织发展也迅速开展起来。1930年正月初五,我爷爷和王春普又介绍徐振入党,随即成立了以我爷爷为组长的侯庄党小组。这年起,先后发展了赵春祥、赵春林、马瑞增、赵春太、徐庆雨、徐庆和、赵春生、侯贵、赵真林、赵连贵、赵连才、徐占林、万国来、万国太、刘瑞云、李永田、王珠店的王春、王宽、张功,大厂沟的张金兴、张金太、白庙子的高明加入党组织,同时在彭庄、六宝峪、南北团汀、东西孤山、半壁店、翻鞍寨、横河也发展了许多党员,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各个时期党领导民众进行斗争埋下了大批火种。

1930年腊月,古老的侯庄迎来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经县委批准,候庄党支部正式成立。我爷爷担任党支部书记,赵连会担任宣传委员,赵春祥担任组织委员,徐振担任武装委员,下设三个党小组,拥有15名党员,负责候庄和附近村庄的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我爷爷率领党支部一班人,结合农村实际,积极发展骨干,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捐抗税,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使世代贫苦的山村民众思想焕然一新,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三屯营区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引起中共京东特委的高度重视,为全面提高党员整体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同时加大对三屯营区的领导力量,1931年春,特委派阎达开从乐亭来到黑洼,以教书先生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党员杨凤余家的破草房东屋办起了黑洼小学。白天,阎达开教孩子们念书识字;晚上,以农民夜校的形式培训党员,既补文化,又补党的基础知识。我爷爷一方面全力协助阎达开同志开展党员培训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培训学习,提高党性,提高文化素质,提高自身领导能力。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侵略,鬼子的刺刀已经逼近长城沿线。迁安西部地区的社会各个阶层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洒河桥区组建起36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在三义庙前集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三屯营北的高家店一带,义勇军进行操练,准备武装抗击日寇侵略。我爷爷身为古代戌边将士的后代,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更是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时刻准备为国出力。然而,1932年3月,国民党迁安县政府接到蒋介石《禁止擅自组织救国义勇军及其他反日团体的通知》后,对迁安县冷口和洒河桥等地的抗日义勇军无理取缔。国民党当局压制抗日,软弱无能,倒行逆施的恶劣行径像一瓢冷水浇到我爷爷和广大爱国同胞的头上。

1932年9月14日,我爷爷以侯庄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参加中共迁安县委在小尹庄召开的抗日工作会议。与会的县委成员和20几名党支部书记一致通过了“发动全党大搞抗日宣传,唤起各界群众起来抗日,成立县委直接领导并指挥的抗日队伍”的决议。小尹庄会议后我爷爷马上行动,把赵连会从县委机关联系人处带来的传单分捆好,分发给党员,利用夜间潜入城里张贴。第二天大集,人们看到满街张贴着花花绿绿的传单,上面醒目的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汉奸走狗!打倒封建势力!的响亮口号,陡然引起人们的强烈呼应。

在积极组织抗日宣传的同时,我爷爷和王春普还一起参加县委组建的抗日自卫团,投身抗日武装斗争。1932年冬,由高机先任团长,刘永锋任队长,韩东征以县委书记身分随队活动的抗日自卫团在苇子峪村集合,而后到杨河峪北山的八宝寺、黄牛顶山一带活动。12月,抗日自卫团遭到国民党迁安县政府派出的警防队和民团的无理包围,威胁不许鼓动抗日。因为团长高机先是国民党迁安县党部主任委员,所以才没有被逮捕。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韩东征和高机先决定不与国民党政府明抗,将抗日自卫团分作两部分,一部分由我爷爷和王春普带领转移至滦河西,一部分由韩绍丰带领转往长河下游,并决定春节前后暂告解散,党员干部回到本村,继续宣传抗日,等待时机再起。

1933年1月,长城抗战帷幕拉开,日本关东军攻占山海关,3月进攻喜峰口。中共迁安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做出重大决定:在国难当头,共产党首先摒弃党派之争,与国民革命军29军合作,联合抗日御敌。我爷爷按照县委的决定,发动三屯营东街、彭庄、六宝峪、果庄子、上下毛家峪、南北团汀一带的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组成战勤服务队,出骡马驴牛为29军运送军用物资;出劳力帮29军修筑工事;出房屋为29军救治伤员;并派徐振等党员为29军侦察连带路,与29军爱国官兵同生死,共患难,谱写了长城抗战的壮丽篇章,表现了以我爷爷为代表的滦河西岸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崇高的爱国情怀。

1933年,日本鬼子打进山海关。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望风而逃,国民政府大员溜之乎也,土豪劣绅据枪屯粮拥兵自重,兵慌马乱,无法无天,百姓疾苦,民不聊生。在这种局势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我爷爷遵循上级党组织关于积蓄力量,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精神,果断决策,积极行动,与王春普一起发动当地青年农民,组织起一支拥有十几个成员的抗日队伍,冒着风险到地主土豪家起枪筹款,千方百计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斗争做好准备。

我爷爷的家住在杜家岭东的东河滩边上,独门独户,距王春普家的梁庄子北山仅一箭之地,而他家也是独门独户,其父亲王友朴实忠厚,弟兄三个和妹妹都是共产党员,房屋的四周树木避日,非常僻静,是从事隐蔽活动的良好地点。1934年初迁安县农民暴动失败后,京东特委委员,迁安县委书记王平陆来到黑洼、侯庄一带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得到我爷爷和万国来、王春普的全力支持。

为建立革命武装,蓄积抗日力量,1934年4月底,河北省委军事干事徐英与王平陆来到遵化,在原遵化县委书记张治全的带领下到孟家铺村找到现任县委书记骆凤庭、副书记樊凌喜、区委书记马子敬、张华锋、王强福和李子华等人,谋划到迁安西部长城“满州国”边界线上的董家口伪税警局夺取武器。

王平陆回到杜家岭村与我爷爷和阎达开、王春普秘密拟定偷袭计划,确定战斗行动由我爷爷指挥。会后我爷爷找到有《兵车战策》书的徐振选下开战的吉日,而后向王平陆汇报,把时间确定在10月20日(农历9月13),随后王平陆又秘密传达给遵化的骆凤庭做好相关准备。

抗日自卫团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枪尚属首次,我爷爷深感责任重大,为此多次化妆成皮货商到董家口往返侦察,制定出多种战斗预案,得到王平陆的批准。1934年10月19日下午,我爷爷和阎达开、王春普,徐振四人从黑洼出发,从河东寨过了滦河后天就全黑下来,于是加快脚步从后韩庄向北进发抵达长河边。此时月亮已升上天际,皎洁的月色映照的长河水银光闪烁。长河发源于青龙县海拔千米高的都山之巅,400多米高的落差致使河水湍急,穿行于深山峡谷之间,千回百转,奔腾不息,沿河的道路时断时续。4位勇士遇水徒涉,逢山爬坡,步行80多里于当夜鸡叫之前抵达金龙口村的芹菜峪,与先期到达的9位队员汇合。

参加此次作战行动的13勇士所用的武器非常原始简陋,仅有两棵单子、4棵洋炮、一把小撸子,其余是鬼头砍刀。按照王平陆战前批准的战斗预案,我爷爷将13勇士分成侦探、攻击、接应3个战斗小组,分别负责各自的作战任务。20日晚上10点钟,全体队员在脸上抹了黑锅底烟子,紧急行军一个多小时到达董家口。董家口为明长城关口,是关里关外的交通要道,原有高1.6丈、周长109.6丈的古城堡。长城抗战时城堡被毁,日本鬼子在废墟上盖起上中下三排9间黄糜草房子,前排为收关税的厅房,后两排是住室,四周用木头杆架设围寨。

13勇士来到伪税警局对面的山坡上,我爷爷指挥侦察组抵近侦察,接应组在大门外路边隐蔽接应,攻击组12点准时进至大门口附近的攻击地域,行动中大家用手势引导,交替掩护,梯次前行,隐蔽接近目标。不久侦察员回来报告:伪税警局夜间也要收税,前排屋子一直亮着灯。等到12点后,鬼子们到后屋睡觉去了,1点钟后值班的鬼子也睡了。我爷爷立即带着两个人摸进屋内,悄悄摘下挂在墙上的大枪和手枪退出屋外,与攻击组和接应组的同志一起急忙往南撤退。大约走出3里地,大家清点战利品,共缴获8支大枪,一把盒子,一个手提式。初战告捷,大家心里异常高兴,我爷爷有些遗憾的说:“去的人少,还有两棵枪没能拿来。”因为当时抗日武装急需枪支弹药,我爷爷搞武器心切,认为机会难得,就提议再次返回去拿枪。当时有人认为再回去拿枪恐怕有危险,但省军事徐干事同意我爷爷的建议,和我爷爷带领攻击组再次返回伪税警局。刚要进院鬼子就突然开了枪,子弹从徐干事的小腿肚子穿过,我爷见事情不好,立即命令攻击组掩护,奋力一把背起伤员撒腿大步奔跑,迅速脱离了险境,然后我爷爷与队伍快速抵达黄槐峪,立刻一分为三回村隐蔽,英勇无畏的13位抗日勇士消失在茫茫的月色之中。

这次夺枪虽然有惊险,但是我爷爷等13勇士虎口拔牙,狼窝夺崽,用原始刀枪与手握现代化武器的日本鬼子拼死较量,表现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表现出灵活机动的战斗谋略,彪炳于冀东抗日斗争光辉史册。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姚依林同志对此事铭刻在心,5年后,他在《一年来冀东人民的游击战争》一文中说:“8支大枪是当时13个先躯者的唯一武器。当时的方针是:从小行动中锻炼自己,以准备大规模行动,”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意义。

1936年4月,河北省委派彭真到冀东地区指导工作,在魏春波家里向王平陆传达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并宣布河北省委关于冀热边特委与京东特委分设的决定,任命王平陆任特委书记,高存任组织部长,阎达开任宣传部长,刘永锋任军事部长。黑洼成为中共冀热边特委机关驻地,我爷爷肩负起保卫特委机关以及与其他县区联络的任务。

在徐家东南角的山坡上是王家祖坟,坟地有数百座坟墓和高大的松树。每年的清明节,附近村庄的同姓族人都来王家坟上烧纸祭祖。高大的松树遮天蔽日,微风吹来,松涛阵阵,加上硕大的坟头,白天路过都会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此时坟地的正中,又堆起三座坟茔。墓地用山石扒碹,里面石灰抹顶,穴内放进三口板柜。这就是由我爷爷和王春普夜间施工的秘密工程,外表跟其他坟头没有丝毫区别,实际上是特委的武器库房,这个秘密只有特委书记王平陆等少数人知道。

1936年4月上旬,特委书记王平陆让我爷爷通知各地的游击小组成员到黑洼集中,南片的高存(遵化人)、苏林彦(丰北县委书记)、魏春波、才永长、赵明海、赵永田、杨文玉、杨文顺、何文全、魏顺龙,东片刘永峰、刘永红、刘永清、高永深、张柏、杨启瑞、黑洼赵国臣、王春普、王春明、万国太,侯庄赵连会、赵春祥、赵春林、徐振等,于晚上集中到黑洼北面的梁庄子。王平陆动员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占领我国东北,又肢解冀东和华北,迟早要吞并全中国。老虎的本性决定了他总要吃羊,狼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吃肉。因此,我们必须先预备好打虎的棍子,套狼的夹子,通过小行动,锻炼我们抗日的队伍。”会后我爷爷和王春普把准备好的武器发给大家,队伍在黑洼吃过晚饭带上干粮连夜奔洒河方向,越过长城去打倒流水的日本鬼子税局。

队伍到达后先找到关系人了解情况,关系人认为日本鬼子人虽不多,但武器精良;游击队人虽不少,但武器太差,这仗很难打赢。王平陆根据慎重初战的考虑,决定先把队伍带到离鬼子税局较远的村庄找地主起枪。结果进村后,地主一再推说没有枪,队员杨文玉就骑到地主家的房脊上大嚷大叫,双方僵持起来。王平陆怕把事情闹大,打草惊蛇,引起鬼子的注意后难以脱身,又考虑到使党员队伍能够“号令下,拉得出,走得快,收得住”目的已经达到了,不如就此撤退隐蔽,等待时机再战为好,便悄悄带着队伍撤回关内,把武器藏在黑洼后各自回家。

1936年4月15日,王平陆又责成我爷爷向各游击小组发出指令,第二次集中到黑洼。当晚,我爷爷等50多位游击队员趁着朦胧夜色跋涉出关,赶到兴隆半壁山一带等待战机。为了顺利达到预期目的,同志认真讨论行动方案,决定派一名游击队员假扮伪县长,其他人扮成秘书和跟随人员,利用伪乡政府智取枪支弹药。我爷爷一行人大大方方走入乡公所,乡长一看顿时毕恭毕敬,心想还真没见到过这么有派头的“县太爷”,赶忙沏茶上烟,派人做饭招待“县太爷”。这时“县长”往炕上一坐,对乡长发话说:“咋儿还那么傻站着,哎,快让有枪的户儿连子弹一块儿送来,县里要验枪发证,这可是眼下最紧的公事哟!”乡长听后马上奔出屋外,催着有枪户赶紧把枪送来检验,等明天再取回。到了晚上,我爷爷和游击队员们借了房东的大骡子,把10多支枪悄悄运回了黑洼,起枪行动初战告捷。

通过两次集中行动,检验和锻炼了队伍,使抗日武装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1936年7月15日,王平陆要我爷爷再次通知各游击组到黑洼集结。当晚,队伍奔汉儿庄方向到达龙井关,再往南翻过山岭到遵化县的洪山口伪税警局,准备夺取枪支子弹。伪税警局坐落在村西头,距村百八十步远,是一处新黄糜草苫盖的9间正房,四周用一丈高的桲椤杆子夹围寨,还用铁丝网罩着,院里养着七八条大狗。将近半夜时分,我爷爷和徐振、赵连会、赵国臣等人把住院门,赵明海等人把住后窗,其他人将院子团团包围。王平陆站在小山上仔细观察院内,三个屋子点着灯和蜡烛,窗户前有根大电线杆子,南北两根电话线通往远方,屋内不时传来哗啦哗啦的洗牌声,鬼子们呜哩哇啦的乱嚷声,院内的大狗也狂叫个不停。王平陆悄悄对杨文顺说:“你顺水沟眼钻进去,先把电话线剪断,防止敌人向外联络,”随手从钱叉子里摸出一把虎头钳子递给他。杨文顺潜进院里,弯腰弓背,手脚腾挪,几把就蹬到杆子顶上,用虎头钳子一掐,只听“啪”的一声,电线砸到地面发出很大的声响。响声惊动了敌人,一个伪满军从屋内跑出来高喊:“有人,快把大烟藏起来,快拿枪。”杨文顺伏在线杆上一动不动,赵明海从后窗户向屋内开枪,我爷爷等人伏在院门等待着时机,屋内敌人有的摇电话求援,有的喊叫救命,一时间求救声和枪声响成一片。此时,游击队员们高喊“缴枪不杀”,但是敌人猫在屋里就是不出来投降。趁此机会,杨文顺双手抱着电线杆唰地下到地下,顺手把被绑的老乡放走逃生。就这样屋内屋外对峙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在游击队强大攻势的逼迫下,有四五个伪警防队员惊慌失措跑了出来,当场被我爷爷等人抓获缴枪。这次战斗缴获大枪5支,手提式一支,游击队大胜而归。

年底前,我爷爷和各游击小组又抓住战机开展了几次作战活动,共缴获各种枪械26支,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任命李运昌为河北省委书记,鉴于长城沿线战略位置重要,又改任冀热边特委书记,王平陆改任军事部长。11月底延安八路军总部为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特派某部团政委李润民和营长孔庆同两位老红军来到冀东,帮助冀热边特委训练游击队,我爷爷和王春普是第一批受训的游击队员。

1937年12月31日,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第一支队在黑洼成立,并将骨干集中到遵化县茅山诸乐寺举行宣誓仪式。参加这次彪炳史册重大活动的有:司令员王平陆、政委史箴、副政委李润民、支队长孔庆同、副支队长刘永峰、特派员周治国,徐庆云、王春普、王春明、赵国臣、万国太、刘永红、刘永清、王海、赵贵、孙永和、高永深、张顺、张柏、杨启瑞、赵明海、杨文顺、杨文玉、何文全、宋丁富、魏顺龙、王立成、高存、高进忠和滦县4位学生。33位抗日先躯面对党旗,在司令员带领下举起拳头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人民未来幸福,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志愿为国捐躯,宁死不屈,决不叛党。

横河岸,永远留下英雄们的光辉足迹;中峰山,永远铭记英雄们的不朽英名;诸乐寺,永远鋆刻英雄们的诤诤誓言。

1938年1月7日,王平陆司令员带领第一支队的战士夜袭伪满警察局清河沿国境警防所。他手执鬼头大刀,带头冲进院内,挥刀猛砍窗棂,不幸被躲在暗处的鬼子开枪击中,我爷爷等人掩护身负重伤的司令员撤出战斗,当天上午王平陆司令员停止了呼吸。司令员的牺牲激起抗联战士们对日寇的更大仇恨,我爷爷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去完成司令员未竟的事业。

新年过后,冀热边特委决定再次出击塞外,任命高存为政委,彭夫为支队长,并从铁路南将张鹤鸣、张振宇、李光宇和遵化的马子敬、李子华等人补充进支队,组成拥有40人的作战队伍。1938年2月15日,队伍在西庄北面的三十二岭集结,在高存的带领下我爷爷等抗日勇士趁夜向兴隆县境进发。根据赵明海和宋丁富的侦察报告,队伍找到地下党员李洪山,在他的安排下隐藏起来,然后支队领导踏着月光来到罗文峪口外的药王庙日伪警防所,仔细观察后制定出作战方案。

药王庙伪警防所驻有伪警察30人左右,据守在村东开阔地上的9间草房内,四周围有不足5尺高的围墙,东,南,西面是开阔地。按照作战计划,半夜时分支队将伪警团包围起来,然后向里面喊话,勒令他们“交枪”。可是敌人不但不交枪,反而射击顽抗,双方对打起来。当夜月明如昼,硬性强攻定会吃亏的,支队领导征得两位老红军意见,决定派我爷爷带着战士摸到房后点火烧敌人。隆冬时节,天干物燥,黄糜草房遇火即着,倾刻间烈焰冲天,支队领导立即命令战士们趴在墙外,防备敌枪打中并待机歼灭敌人。望着熊熊大火,第一次参加战斗的魏顺兴忘了命令,蹦起来高喊:“打呀,打呀!”这时敌人“啪”的一枪打在他的左肩上,赵明海急忙将魏顺兴拖到一边。大火越烧越旺,烧得弹药箱噼啪作响,烧得伪警察爹妈乱叫,有的人抱头鼠窜,有的人负隅顽抗,乱成一团,彻底溃败。这场战斗击毙伪警察3人,打伤3人,生俘1人,缴大枪7支,而我方仅魏顺兴受伤。后半夜3点多钟,伪警局的房子烧落了架,支队也即刻撤出战斗。走出30里地,天已大亮,刚吃上早饭,敌人的追兵就围了上来,支队边打边撤,与敌人周旋了三四天,才撤到遵化县茅山根据地。

姚依林同志对清河沿战斗和药王庙战斗给予极高的评价说:“这两次游击战争,在冀东的武装斗争史上,有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它扩大了政治影响,它鼓舞了广大冀东人民的斗争情绪,它给了冀东人民以新的信心,它给了以后开展游击战争以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虽然这两次英勇斗争,从它本身的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成功,然而,它却是发动大规模的成功的游击战争的先声。”

攻打药王庙伪警防所使热南人民为之一振,但也引起敌人严重注意,各个据点均严加戒备,日寇开始调集机动部队对游击队围剿堵击。冀热边特委结合中央指示进行分析:抗日战争是一个强国野蛮侵略弱国的战争,是一个小国强行侵略大国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发动起千千万万的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通过战争使中华民族走向进步。特委决定避敌锋芒,保留骨干,各县的游击队员回到各县,分头发动群众,待机再起,我爷爷和周治国等回到黑洼。

1938年6月下旬,李运昌在丰润县田家湾子主持召开抗日起义准备会议,明确起义队伍的名称和三路抗日联军的统辖范围。7月7日,李运昌在迁西的西庄村发布提前起义的命令,决定在丰滦迁遵四县交界的岩口村举行冀东抗日大暴动起动仪式。随后司令部移驻兴城镇,我爷爷和各地共产党员按照迁安县委的通知到司令部接受任务,返回当地发动和组织社会各个阶层加入抗日联军。

我爷爷接受任务后,立即回到黑洼、侯庄召开党支部会议,组织党员作好分工,东自小黑汀,西到接官厅,北至玄武山,广范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联军。动员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枪杆,舍家抛业,与侵略者拼命决非易事。我爷爷家里当时有不满10岁的3儿1女和重孕在身的妻子,作为9口之家的顶梁柱,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定会招致家破人亡。谁都是肉身之躯,皆有七情六欲,我爷爷自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和全家命运拴在了革命之树上。跨进共产党这个门槛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不是么?多少人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又退了出去;不是么?又有多少人在门槛里改变了初衷。我爷爷又是怎样想的呢?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秋,必须放弃小家,舍身许国,他是这样教育弟弟的,也是这样嘱咐孩子的,更是这样安慰妻子的。他无私无畏的模范行为,高风亮节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和影响了附近的年轻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就召集了百余人的队伍加入到抗日暴动行列。

1938年6月,抗日英雄包森将军随八路军宋邓支队挺进冀东,担任冀东救国会主任,率领一个连44人活动在兴隆县洒河川一带,目的是建立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26岁的包森将军文武双全,英勇善战,很快在迁遵兴边界打开局面,他在茅山与我爷爷和王春普会面,并进行彻夜长谈,三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包森任命我爷爷为抗日联军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任命王春普为特派员,活动在迁遵边界一带,担当党组织的联系人。

10月下旬,我爷爷接到三屯营内线王老久、员金富送来的情报说:三屯营原伪区长徐峰是高家店的头等大户,在三屯营城内的住宅内藏有枪支。我爷爷立即与张仲三、张金星带30多人直奔三屯营,从小东门搭梯子进城,将徐峰的住宅团团包围。我爷爷命人敲开大门,徐峰深知来者不善,赶紧将抗联的三位领导让进屋内问:“不知贵客到鄙宅有何贵干?”我爷爷说:“国难当头,你又是城内名人,应响应政府号召,为抗战出力!”徐峰连忙说:“唉,乱世小吏,只是受罪,何为名人?前些日子,李司令来,本人献钱若干,实在是无物可献了呀!”张金星说:“没钱没物,可以捐枪吗!”徐峰嗯了一声狡辩说:“枪可实在是没有,你们若翻出一支,鄙人甘愿受罚!”我爷爷面色严正的说:“这可是你说的,咱们找找看。”结果在他家西屋的炕洞里翻出大枪11支和1支无大条手枪,以及百余发子弹。眼看自己的谎言败露,徐峰赶紧双膝跪地,抱住我爷爷的大腿哀求说:“我该死,我该死,看在同宗同姓的份儿上,饶我一命吧!”我爷爷见大枪已经到手,就顺便作起了统战工作,扶起徐峰说:“咱们俩家,房可连边,地可连土,本是乡邻,又是同宗,无杀父之仇,无夺妻之恨,只有日本鬼子才是咱们的共同敌人。今天这事儿,当罚。念你没有其他罪恶,就算你对抗日做了点贡献吧。”说罢,我爷爷大手一挥,率领队员扛着收缴的枪支弹药,兴致勃勃的返回驻地。

事后,我爷爷赶去支队部向包森司令员汇报起枪情况,包司令员十分高兴的说:“徐大队长就是能干,入队时间不长,就起回这么多枪支弹药,真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你是这一带的老党员,人熟地熟,你就留在我身边,咱们共同开创根据地吧。”

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上,我爷爷敢于战斗,善于谋略,精于指挥,表现出优秀的政治素质,和优良的军事素养。在包森将军的正确领导下,我爷爷率领部队完成了许多艰难危险的战斗任务。

1938年11月底,八路军冀东军政委员会书记苏梅,与一支队支队长陈群率领一支队到遵化县洪山口的三道河根据地,利用冬季学习二支队政治整军和培训地方干部的经验。两个支队汇合不足三日,就被日谍探知,遂纠集遵化城、三屯营、洒河桥、喜峰口等地千余日伪军在三架飞机的协助下包围上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军政委员会决定,两个支队各自集合人马,趁敌人包围圈尚未收紧的情况下突围。

当天中午,我爷爷率领二大队随包森支队突至洪山口西南侧的吴家沟和高家峪一带,陈群支队也抢占岭东制高点,向小关庄白台子一带转移。时至午后,敌人的围剿部队越聚越多,二支队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面对险情,我爷爷向包司令员请命说:“我对这一带地形熟悉,我们掩护,你带大部队赶快突围。”然后返身向战士们高喊:“二大队随我殿后,掩护首长和战友们突围,同志们杀鬼子呀!”我二爷爷徐庆雨,以及赵春太等26名勇士紧随着我爷爷返身向鬼子冲去。茅山脚下,杀声震天,狼八沟内,浓烟滚滚。鬼子和伪军被英雄们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包森司令员带领大部队趁机冲出重围。

这时涌上来的敌人把担任掩护的二大队团团包围的水泄不通。空中,鬼子的三架飞机轮番俯冲投弹扫射,地面,鬼子的大炮吐出条条火舌,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我爷爷率领战士们临危不惧,顽强战斗,拼死阻击敌人。然而由于敌我力量太悬殊,武器装备太落后,战士们虽殊死拼杀,但相继中弹,英勇牺牲。

我爷爷看到战友们一个个英勇倒下,看到日本鬼子的狰狞嘴脸,心中怒火万丈,他手持双枪瞄准敌人猛烈射击,直至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然后又抱起石头向山下的敌人狠狠砸去。

二爷爷徐庆雨紧随大哥,英勇奋战,宁死不退,炮弹片划开了肚皮,肠子都流了出来,但是他顽强屹立,忍着巨痛用手堵住伤口,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恼羞成怒的鬼子见我爷爷宁死不屈,就用大炮狂轰滥炸,我爷爷不幸中弹。在硝烟迷漫中,我爷爷挺直高大的身躯,倚靠在巨大的岩石上,眼睛凝视远方,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三道河突围战,我爷爷等26英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抗击上千名用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日伪军,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并且击毙日伪军70多人,击伤100多人,击伤日军飞行员1人,给予敌寇重大杀伤和震慑,表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舍身为国的英雄气慨,他们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

我爷爷英勇牺牲后,茅山高家峪村党支部书记高存带领群众赶到硝烟未尽的战场,怀着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将我爷爷的遗体精心收殓就地安葬。我爷爷的坟墓背靠巍巍大山,面向滔滔河水,遥望北国长城,青山埋忠骨,长河祭英魂。每逢清明时节,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即前往扫墓祭祀,告慰忠魂,追悼英灵,纪念伟大的抗日英雄。

我爷爷和二爷爷徐庆雨牺牲后,我三爷爷徐庆和毅然参加八路军为两位哥哥报仇,与日寇血战到底。1939年,三爷爷在北平西华山与日寇作战光荣殉国。

我徐家三英烈从举世闻名的三屯营城走出,为国家为民族英勇就义,以身殉国,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的身躯化作厚重的青石嵌入万里长城;他们的忠魂化作绵绵祥云飘舞在景钟山三忠祠;为横河添色,为古城增辉。

英雄死国,家亦不家。1938年12月,日本鬼子在三屯营城建立了据点,随后伪治安军入驻,冀东成为第二个满州国,抗日家属被视为“匪属”。我徐家三个顶梁柱为国取义成仁后,家也就破亡了。我爷爷牺牲三个月后,我奶奶王玉枝生下遗腹子,此时只剩下5个不满10岁的孩子和终身残疾的四爷爷,七口之家,老弱病残,缺吃少穿,很难活命。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为了防备鬼子报复,奶奶百般无奈的把我爷爷唯一的一张像片烧了,毁了鬼子搜寻的证据。

坚强的奶奶决心保住烈士的骨血,绝不让徐家绝后,为每个孩子寻条生路。在王春普和万国来的帮助下,为我父亲徐永海找到一户人家放牛;将我7岁的二叔徐永江送到遵化庙里当了和尚;将我4岁的姑姑1块钱卖给迁安城里回民家,当了童养媳,取名马瑞英;将我2岁的三叔送给三屯城内台家,取名台连柱;将我刚出生的四叔给了奶奶的妹妹家收养,取名王贺义,一家人四分五散,直至解放后,党和政府找到了烈士的5位遗孤,将他们养大成人。我爷爷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保佑了我奶奶和5个儿女,并且让他们事业有成,子孙兴旺,家族繁昌。

中峰山麓,鲜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中峰山下,横河水静静地流淌。我的三位爷爷为国家,为民族,为正义,为今天,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英勇捐躯。他们的壮举像太阳的光辉永远地照耀着我们,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他们的大爱像那永不干涸的河水,温暖地沐浴着我们,纯洁我们的心灵。

我的爷爷永生永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景钟山高气恢弘,古城神韵育英雄。

徐家兄弟赴国难,甘洒热血筑长城。

抗倭抗日豪杰志,初心不悔扬家风。

喜看今日山河秀,庆云庆雨庆和平。

2017年5月21日

(尹玉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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