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洞”到“开花”：河北一洲肿瘤医院王继英教授讲述放疗技术四十年演进

“肿瘤治疗的发展，不是为了技术炫目，而是为了让治疗更安全、更精准、更人性化。”河北一洲肿瘤医院放射肿瘤专家王继英教授这样总结自己四十余年的从业经历。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曾长期任职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并担任放射治疗科主任的他，临床至今已为数以万计的肿瘤患者制定过放疗方案，如今依然奋战在一线，亲历并见证了中国肿瘤放疗技术从粗放走向精密的全过程。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概括这段历程：“从‘打洞’到‘开花’，放疗真正实现了‘只炸肿瘤，不伤人’。”

1985年，王继英教授跟随已故放射治疗界泰斗钟毓斌教授开展肿瘤术中放射治疗临床工作，彼时的放疗仍处于“钴源时代”。那是一种常年持续释放射线的放射性同位素——钴-60，封存在厚重的铅壳中，治疗时才缓慢释放，结束后再封起来。“那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用命换剂量’，必须在辐射的阴影下与时间赛跑。”更大的问题是，那时还没有CT，医生只能靠X光片来粗略判断肿瘤的位置。特别是腹部和盆腔肿瘤，定位不清，照射路径只能采取“前后对穿”甚至“四野扫射”，正常组织受到大量波及，副作用也随之而来。

技术演进的背后，是一个个临床难题逼出来的解决方案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CT设备进入医院。借助CT，医生能够更清楚地描绘肿瘤的三维结构，制定多角度照射路径，放疗第一次真正具备了“定向打击”的能力。“就像子弹可以从多个方向打进肿瘤核心，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

进入21世纪，调强放疗技术（IMRT）普及，放疗精度实现量级跃升。医生开始不再对整个肿瘤施加一个平均剂量，而是根据肿瘤中心和边缘的生物学特性制定不同剂量计划，甚至可对潜在转移区域预先布防。这一时期，图像引导技术发展迅速，CT、MRI、PET-CT多模态融合成为常规操作，其中PET-CT不仅让医生“看到”肿瘤，更能判断其代谢活性，为精准剂量分布提供理论依据。王继英教授说：“我们像画家一样，为肿瘤描摹出一张剂量地图，每一束射线都经过计算。”

当质子治疗技术在全球逐步落地时，王继英教授是最早一批亲历并推动其临床转化的专家之一。他反复向公众解释质子的独特物理属性：在进入人体后几乎不释放能量，直到接近肿瘤靶点才突然释放能量峰值，之后能量迅速消失，这种物理特性称为“布拉格峰”。这意味着，质子治疗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正常组织损伤，尤其适合儿童、复发肿瘤及靠近重要器官的病例。“这不是技术炫技，而是真正让过去不能放疗的患者有了选择。”在河北一洲肿瘤医院，质子系统已服务于多例复杂和边界模糊的肿瘤患者，初步疗效显著。“我们不是为了赶技术潮流而升级设备，而是因为临床逼着我们做得更好。”

设备不是目的，真正的“先进”是让复杂问题变得可控

王继英教授始终强调，技术的进步源于临床的痛点。他打了个比方：“手术越做越小，是因为过去的大手术恢复差；化疗药物在不断改进，是因为副作用太重；而放疗要进步，是因为我们想尽可能少伤人。”

他举了一个典型例子——乳腺癌手术的演变。在早年的“根治术”时代，手术几乎是把胸大肌、胸小肌都一并切除，连胸骨旁的淋巴引流区也要清扫，术后女性胸部只剩“皮包骨”，不仅功能受限，心理创伤也极大。“那个年代，医生担心乳腺中可能存在散在病灶，一定要彻底清除。”而现在，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有了新的解决方式。

“现在我们通过放射治疗对整个乳腺进行预防性照射，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微小病灶问题。配合手术、化疗、内分泌治疗，患者不仅生存期大幅延长，还保住了乳腺外形，生活质量也得到了保障。”王继英教授说，这种从“切除一切可能”到“精准保留功能”的转变，本质上正是多学科配合的结果。“多学科会诊不是形式，而是一个真正能帮病人少受罪、多活命的过程。”

在河北一洲肿瘤医院，王继英教授带领的放疗团队始终坚持，每一位首次入院的患者都接受多学科联合会诊（MDT），结合肿瘤特性、身体状况和个人需求，制定最合适的治疗路径，而不是“技术统一模板”的复制粘贴。患者如有相关咨询或就诊需求，可拨打医院服务热线400-6090-111，获取专业答复与帮助。

即便今天已经进入质子放疗“顶级技术时代”，王继英教授依然反复提醒年轻医生：“指南是指南，标准是标准，但治疗必须回到这个具体的人身上——他能不能承受？他的器官功能还能不能撑得住？”他认为，医院真正的优势一是设备是否“尖端”，二是能不能在尖端背后把技术用在合适的地方。而这，正式河北一洲肿瘤医院始终坚持的方向，在高水平诊疗设备的的基础上，注重“以患者为核心”的临床决策能力。将技术与人的结合，让每一台设备真正发挥价值，为患者提供“个体化、差异化、人性化”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