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地泣鬼神——抚宁奇女子“小李马氏”

小李马氏(冠夫姓),晚清时期直隶永平府抚宁县麻姑营(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台营镇麻姑营村)马家姑娘，嫁到周各庄李家的儿媳。一个失去3个孩子的母亲，坚忍而决绝，在血泊中站起来的一个女人，控告路上，千辛万苦，遗腹子出生数月又被害，百折不挠，怀揣孩子发辫，誓将“12口人的灭门惨案”的凶手绳之以法。比杨三姐告状、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更惊心动魄!历经3年时间，官司从县打到府，从府打到省，又从省打到京城，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牵涉到的官员从知县、知府一直到“那桐和袁世凯”这样的朝廷一品大员，甚至连“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惊动了。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官司落幕，小李马氏赢了！人们看到，命案策划者和制造者，大挑知县、举人王维勤成了最后一批受活剐凌迟而死的犯人。

是怎样的缘由，让来日或许可平步青云的候补官员要以这般惨无人道的方式走上断头台？

清末的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周各庄(今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生活着“王、李、杨、曹、陈、赵、程、汪……”等姓氏，是个杂姓村。

其中王家，在周各庄村的势力最为显赫。他们人口众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政治影响力。本文的受活剐凌迟而死的犯人王维勤是光绪二十年(1894)的举人，案发时为候补知县，本来有一定的政治前程。王维勤的长子王者瑞在京城的八旗中学充当司事，是个靠近权力中心的文化人。王维勤的兄长王维恂的身份是廪生，担任当地看青组织青苗会会首，而此时的青苗会已经演变成乡村权力机构。(杨念群《华北青苗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演变——以解口村、黄土北店村等为个案》)王家以青苗会为依托，组织起一帮为其在周各庄长势、跑腿的人。王维勤的族弟王奇是抚宁县的捕役，熟稔地方的人际关系、权力运作等事项。此外，王奇还收了杨荣五、杨歪嘴子等人当义子，当王家有所行动时，这些人往往冲在最前头。

周各庄位于抚宁县的北部丘陵地带。它南邻县内最大的河流——洋河，往南20余公里就是县城。麻姑营位于周各庄村的西北边，台营位于周各庄村的东边，与周各庄村当地民众有着紧密联系。明代以来，为防御边患，政府就在台营驻扎军兵，这里由此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平日遇到盗匪等问题时，当地人多到台营躲避。(郭永春编著《古今台头营》)麻姑营与周各庄的联系之一体现在婚姻方面，王维勤案涉及的小李马氏、董树森等人均来自麻姑营。

其中李家，与王家相比，李家能拿得出手的资源或许就是财富和人口了。李家颇有资财，资料记载“李氏家中充裕，素来节俭，也算是本庄财主”。同王维勤家族一样，李际昌家族也是人口众多。由现存材料可见，李际昌和妻子彭氏生有三子一女，其中二子均已完婚并育有孩子，长子李超娶马氏(大李马氏)，次子李芝娶的妻子也姓马(小李马氏)，李际昌还有个女儿李竹叶。李际昌有一亲兄弟李际唐，李际唐生有一女三子，案发时这些儿女均未完婚。除此之外，李际昌还有叔父李和，堂兄弟李际盛、李荫唐，族侄李功等亲属。(《清末北京志资料》)虽然人数众多，但这些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没有任何的权力。

此外，在京城开店的永平府陈家“素与李家相善”，这是相关材料中提及的唯一一个在大屠杀发生后帮助李家，但彼此间没有血缘、姻亲关系的人家。

李家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局限在同族、姻亲关系内。让他们依恃，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脉非常有限。这种局促可以从大屠杀发生后，李竹叶立即被许配给麻姑营的董树森这一举动中看到，因为当时“小李马氏立志报仇，不暇顾及竹叶，故将他许配人家，终身有依”。实际上，小李马氏将李竹叶许配给董树森，除照顾外，更多的是李家在危机时刻通过婚姻关系选择了个能帮助自家的人。在之后的诉讼过程中，董树森的确为小李马氏提供了很多帮助。

周各庄的李际昌家族由此可见，在周各庄内，在财富和人口方面具有一定实力的李家，完全无法和在财富、权力、人脉、计谋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王家抗衡。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王家把目光投向了李家，一场悲剧就此开始。

诈财不成，反丢面子

晚清的周各庄,这里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为山地丘陵，南部多是平原。这种地理环境下的抚宁县，土地贫瘠、资源缺乏，人们从事的主要是种植高粱、水稻等农业活动。此外，猪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抚宁谚语“猪是家中宝，粪是地里金”便是明证。(《抚宁县志》)惨案的爆发就与猪这个“家中宝”有关。

王维勤有了“诈财”的想法，千方百计寻求实施的机会。好巧不巧，一场大雨把机会送到了王维勤面前。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七月，夏天的一场暴雨冲毁了李际昌长子李超家的猪圈，一头猪跑了出去，践食了村人即将要收获的庄稼。王维勤得知此事后，喜形于色，说道：“从前屡欲寻李家之隙，不得其便，今乃遇此好机会，岂可轻易饶他。”(《王维勤惨杀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纪》)对王维勤来说要打压李家，需师出有名，对他这样一位拥有举人身份的地方士绅来说，尤其如此。如今，李家的猪践食庄稼一事，正好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用对方伤害公众利益为名对其进行“正义性”的“惩罚”。果不其然，王维勤伙同族邻，将李家的猪拉到村里观音老母庙中宰杀，并与负责看顾庄稼的青苗会会众分食。不经主人同意，便将别人家的猪宰杀分食，王维勤此举分明是在当众羞辱李家。

吃过猪肉后，王维勤派人到李际昌家，说他故意放猪践食青苗，要求其缴纳罚款。如若不然，就要送官拿办。在这里，王维勤仗着长兄是青苗会会首的身份，借官方的名义向李家施压，以为如此可使李家屈服。但是，事情却没有往王维勤预想的方向发展。李际昌听到消息后，又气又恼。自家的猪被人吃了，自己还要缴纳罚钱，这明摆着就是在欺负李家。因此绝不答应前来说合的人的要求。对此，这些看似扮演仲裁者角色，实际上是王维勤帮手的说合人又劝李际昌少缴些罚款以解决此事，但李际昌发誓绝不允从。

王维勤得知李际昌拒绝后，怒气冲天。他没想到李际昌居然会拒绝缴纳罚钱，这简直是对他权威的冲撞。这还了得，王维勤立马让青苗会首，也就是自己的长兄王维恂出面撰写呈文，并在其中联写10余个青苗会众的名字，以公众的名义向县衙门上诉称李际昌为青苗会匪。为加强说服力，王维勤还凭借和抚宁知县的旧交关系，在呈文中加具了自己的名片。果不其然，抚宁知县收到呈文，念及与王维勤的交情，再加上在县衙中任捕役的王维勤族弟王奇从中斡旋。李际昌当晚就被捕，伺候了一顿刑杖后，关进了监牢。

大李马氏之死

县衙逮捕李际昌的时候，其子李超、李芝在恐惧之下躲到台营，妻子彭氏和弟弟李际唐到县里探视他，当晚没有回家。此时，在周各庄内，李际昌家已经没了可以主事的男人。无奈之下，李超的妻子(大李马氏)到王家央求王维勤放过李际昌。结果却是，王维勤非但没有答应，还趁机调戏大李马氏。受此侮辱，大李马氏竟拿起剪刀自杀。

涉及到人命，事情就闹大了。李超、李芝两兄弟得知大李马氏死亡的消息后，立刻赶到永平府、通永道两处衙门控告王维勤杀人。其后，在上级衙门的指示下，抚宁知县票拘了王维勤，并放了李际昌。其后，以李马氏自戕身死填写了尸格，并把全案文卷解送到永平府衙门审办。由此，关于大李马氏死亡一事，李家认为是他杀，地方官则认为是自戕身死，此事就此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中。

大李马氏的死亡让李家在王、李两家冲突中掌握了主动权。为了平息此事，王维勤委托他人前往李家说合，希望两家协商解决。与前次请的伙同自己的说合人不同，王维勤这次请的是抚宁县的书吏、周各庄的陈、赵、李、程、汪等姓氏人员。他承诺只要李家能“销案息讼”，自己就愿意出1700吊钱给大李马氏治丧。尽管此时处在上风，但李际昌终于明白了自家并没有实力与王家抗衡，愿意结案。但他心气难平，想借此机会羞辱王维勤一番，便对说合人讲道：“看诸君之面来此讲和，理当一一听从，但银钱本是小事，并不较量多少。惟见媳马氏死得如此节烈，且又不曾生子，则穿孝打旙谁能经理？必须王维勤来穿孝打旙，匍匐哀号，如同亲生之子；并要在庄头道旁建立节烈石碑，以表扬马氏节烈，庶死者不致含恨于九泉，而生者亦有荣于斯世矣。如能依言允从，定即销案息讼。”

王维勤见李家松了口，“以为树立一块石碑，尚为小事，至如穿孝打旙，实为最难问题。岂有堂堂之官绅，竟与乡妇作孝子乎？不惟留一世之臭名，且受众人之耻笑，此事断不能允许。惟有再出钱700吊，求免穿孝打旙……仍行建立碑碣。”(《王维勤惨杀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纪》)李际昌见王维勤加了钱，并且答应为大李马氏建节烈碑，也就不再执拗，愿意就此销案息讼。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愿。光绪二十六年(1900)二月，大李马氏出殡之日，王维勤送来的却是一块无字白碑，而不是之前答应的表扬大李马氏的节烈碑。因为他担心自己做的事情一旦刻在碑上，就会成为他人的笑柄。李家见王维勤如此敷衍任事，便不肯完案。王、李两家的仇隙由此越结越深。

在这次交锋中，王、李两家在金钱方面达成了一致，真正的分歧在于王维勤是否为大李马氏穿孝打旙、建立节烈石碑等事上。

残杀李家

距离送无字白碑之事已经过去快一年了，王维勤终于逮着了报复李家的机会。

王维勤掌握了些权力。光绪二十七年(1901)一月，山海关外的票匪进入抚宁县内，知县任命与自己有交情、且在家候职的王维勤负责办理团练，接应驻扎在山海关外的英兵一同剿办票匪，这些英兵自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就一直驻扎在那里。王维勤掌握权力后，便开始琢磨报复羞辱他的李家，而他采取的手段，竟是要将李家满门斩尽杀绝。

从李家让王维勤丢面子，到他要杀害李际昌全家，两件事之间隔了近一年的时间。可知王维勤对报复李家蓄谋已久，但是没想到他会采取如此残酷的屠杀手段。

夏仁虎（1874-1963）指出这与义和团运动过后，整个社会的风气变化有关：“庚子后，讼狱最繁，大率为报复之事……中以王维勤一案为最巨。”(夏仁虎《枝巢四述 旧京琐记》)王维勤采取屠杀行动之时，正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际。席卷大半个北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刺激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王维勤以及周各庄里的暴戾之气可能受到这一运动的进一步激化。

掌握团练后，王维勤重施故技。第一次，他通过控告李际昌为青苗会匪，借集体之名，以违反公共利益为由打击李家。这次，王维勤诬陷李家是票匪，通过将其污名化，借政府和群众之手实施屠杀计划。打定主意后，王维勤随即“由县内密令族兄王和火速与胞兄王维恂带信，令其赶紧约人将李际昌全家人口杀害，并称他家实系票匪，县中贴有告示，严拿惩办，尽管照信行事，不必害怕”。(《王维勤惨杀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纪》)与此同时，王维勤也让三个儿子回家协助报仇。

三月初四、初五，王维勤的兄弟王维恂、王奇等人带领一些村人，到台营把躲避票匪的李芝、李超、李际唐三人先后哄骗到周各庄里，一一杀死。

周各庄人把王家杀害李家三人的行为看在眼里，但还在台营避匪的李家其他人对此却还一无所知。

小李马氏和婆婆李彭氏到周各庄去找他们三人。她俩在村里，从李际昌族叔李和口中得知三人已死的消息。在这里，就算是族叔，他能为李家所做的事情似乎也只是传达消息而已，此外再也没有能力做其他任何事情。李家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甚至连逃避的地方都没有。

在这个紧急关头，小李马氏和婆婆等6人到麻姑营董树森家里躲避，而李家的李竹叶能做的选择却只有“逃至袁发头家秫稭垛内隐藏”。李家在人脉、权力方面的局促在这个时刻尽显无遗，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在周各庄这种熟人社会里，王维勤等人完全清楚李家此刻所能做出的选择，知道他们在这种情势下能依靠些什么。果不其然，王维勤的三个儿子率领20余人直接到麻姑营小李马氏娘家搜寻李家人，无果后，他们认定李家人藏在董树森家，由此径直抓走了小李马氏和婆婆李彭氏等人。同时，王家也抓了些分散在其他地方的李家人。

初六，王维勤长子王者瑞等人把李彭氏拉到王奇家里，用绳勒死。

初八日晚上，王维勤等人把李家的李有头、李四头、李大了头、李桂头、李锁成头、李平儿6个孩子拉到村南的洋河边，一 一用枪击毙。

杀了这些人后，王维勤向王奇等人说道：“你们可即去将李家地亩财物全行查抄，先分给帮同杀人出力之人，以作酬劳之费。下余不值钱的零星物件，送至抚宁县衙门，以便了结官事，你们就说李家俱是票匪，县里一切事情，自有我一人料理。”(《王维勤惨杀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纪》)李家的财物成了“战利品”，用来犒赏帮同王维勤杀人出力的人。换个角度来看，王维勤通过与其他人分享这些财物，把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捆绑在了一起。分了财物的人，均是他的“同谋”。

大屠杀之际，李家被抓的人里还有小李马氏活着，之所以如此，与她的相貌有关。王维勤本来要杀死小李马氏，后者小李马氏在跪地求饶时，王奇建议道：“小李马氏与其丈夫李芝不和，因李芝嫌其妻生得貌丑，时常打骂，致夫妻并不过话。想他绝不肯代为报仇，不如暂为留她一命，以便价卖银钱，给与众人酬劳，亦算一计两得。”(《王维勤惨杀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纪》)捕役王奇真是熟悉村内的家长里短，连夫妻间的事情也知道的清清楚楚。听了王奇的话，王维勤起了贪念，料定小李马氏不会为李家报仇后，打算把她卖给在周各庄开粉坊的李立，以赚取些钱财。

但是，事情并没有顺着王奇、王维勤的想法发展下去，他俩小看了小李马氏。小李马氏虽下跪哭求，但内心实则十分坚韧机警；又或许是因夫家被屠杀、儿子被杀，被心中滋生出的滔天恨意所支撑着，不论是哪个原因，她虽表面示弱，但其实一直等待机会逃出生天。终于，在被贩卖前，小李马氏寻到了机会逃了出来。王奇、王维勤更没有想到的是，小李马氏逃出去之后竟会历经艰难险阻，找寻各种途径到处控告王维勤。

怀揣孩子发辫，艰难告官

那之后的三年时间里，小李马氏便开始走上了千里状告路。为了身边能有更多帮手，她将小姑子(李竹叶)嫁给了讼师董树森，然后在董树森与族侄李功的帮助下，一级一级往上诉。小李马氏先上告知县，知县以证据不足为由置之不理。后来小李马氏听说永平府的官都被收买了，于是在妹夫董树森的帮助下将状纸送到了京城。结果督察院把案子发回了直隶，直隶又把案子发回了永平府。故事在小李马氏的控告和王维勤的防控告中展开。在此过程中，小李马氏只有不停的上诉这一条选择，王维勤则施展自身拥有的所有资源和途径来防控告，威逼利诱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在此期间小李马氏的6个月大的孩子被人给毒死了，另外两个族人李铁头和李荫棠也被王维勤派人所杀。

王维勤害怕小李马氏有一天会打赢官司，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阻止，先是捏造李家是土匪的证据，然后又贿赂相关官员和她身边的两名律师。在董树森、李功不为所动的情况下，王维勤诬告二人是诉讼打手。一番行动之后，惊恐万分的李功不得不撤退，董树森则被关进了监狱。董树森被抓到大牢惨遭虐待险些送命。在此过程中，王维勤又使出老招数想杀小李马氏灭口，而且为了避免被人发现，还特意安排外县的人充当杀手。然而王维勤的计划失败了，经过小李马氏百折不挠的坚决诉讼控告，小李马氏已经逐渐脱离了王维勤的权力范围。这回王维勤害怕了，他想通过让两家人联姻，让李马二人过上安稳的日子，来逼小李马氏住手。可是，想要吃他肉、喝他血的小李马氏，又怎么可能就这么放弃呢！

就在事情毫无办法之时迎来了转机。1902年北京成立了工巡局，这是一个管理市政建筑和社会治安的临时机关。小李马氏不屈不挠，怀揣孩子发辫，最后告到了清廷办新政时成立的工巡局处，案件由摩拳擦掌准备干一番事业的事务大臣“叶赫那拉·那桐”接手。(叶赫那拉·那桐时任户部尚书、掌管工巡局处，慈禧太后的亲戚)到了这一步，王维勤拥有的强大资源再也起不到作用。

王维勤被判凌迟处死

关于此案，朝堂上下有过一番争论。那桐很重视这件事，经过审讯，王维勤杀害李家12口人，被判凌迟处死，其他相关人员也一一被定罪。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在人头攒动的京城菜市口，王维勤被施以凌迟之刑。凌迟当天人山人海，大量观众都在围观，还有外国摄影师拍下了相关的影像。照片中的王维勤面向观众、眼中满是恐惧与痛苦，忍受着刽子手一刀刀割下自己的血肉，王维勤痛哭哀号、挣扎着、狰狞着，然后在漫长的绝望与痛苦中直至死去，群众则纷纷喝彩。

被行刑的王维勤是在北京京师大学读书的年轻学子，日后成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1882-1938),看到了行刑的过程，并认为王维勤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李仪祉《李仪祉全集》)王维勤就算不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一批被凌迟的人，因为没过多久，清廷便废除了凌迟之刑。

一场发生在华北村落里的屠杀行为，就这样与大清帝国的法律变革联系到了一起。时至今日，距离王维勤案的发生已过去了120多年。这场由村落里的诈财争权行为升级成血腥屠杀的事件，不仅与个人的性格、欲望有关，也与候补状态中官绅之闲居无聊、人类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义和团运动后整个社会的过激化等因素相联，这是时代性的、结构性的影响因子，身处其间的人们，或多或少均受制于此。

王维勤的结局确实验证了那句话，作恶多端，终将灭亡！

对于小李马氏，我们不得不称呼一句“真乃惊天地泣鬼神的奇女子也”！她以娇弱之躯顶着沉重的黑暗前行，最终迎来光明，实在令人佩服！

铭记奇女子“小李马氏”！

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字，仅知道小李马氏是抚宁麻姑营的马家姑娘，嫁到周各庄李家的儿媳。“李马氏”这样的称谓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妇女的地位。当时幸存的还有李际昌(小李马氏的公公)，真正有深仇大恨的莫过于李际昌，但最后把官司打到底的却是小李马氏，李际昌不去打官司，而让儿媳妇打官司;一个失去3个孩子的母亲，在血泊中站起来的一个女人，控告路上千辛万苦、坚忍而决绝、百折不挠、怀揣孩子发辫，历经3年时间，最终将“12口人的灭门惨案”的凶手绳之以法。比杨三姐告状、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更惊心动魄，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这样一个女人的典型意义，她能让所有的男人汗颜。后代人应铭记这位抚宁奇女子“小李马氏”！

（发布评论：马振兴 | 史料参考综合来源于网络及百度客户端和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