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访《读者》

最近，一个偶然去兰州的机会，让我有幸走进《读者》总部，探访这个已经神往了许多年的地方，亲身感受这份曾经期期阅读、相伴近二十年的杂志，身临其境细细品味其风起云涌、潮起潮落般的时代变迁。

我记得最先与《读者》的相识，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当时正在读中学，班里的不少同学在传阅，借到后，我马上便被吸引住了，几乎是一口气读了大半本，后面几乎期期不落地借读，偶尔也会买一期，但因父母都是农民，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更多时候是舍不得花钱买的，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工资了，便常常跑到书报亭去找，买回来就像看护最心爱的礼物、最喜爱的美食一样，一个人慢慢地欣赏、一篇篇静静地咀嚼品味。

《读者》如此吸引我，首先是新颖精美的设计，尤其是封面和插图，再有优美的文字，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个质朴感人的故事。还有一个藏在心中的秘密，就是文学梦、作家梦，一直在召唤着青年时的我，要向《读者》所指引的方向去努力。当时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还有许多，都怀揣梦想，把这份杂志作为最贴心的朋友。

在这二十年里，我从中学到大学，从企业到医疗，从县城到地市、到省会，尽管工作和生活不断变化，但这份杂志一直与我相伴，期间还经历了其更名转型，和风靡全国、全亚洲销量第一的高光时刻。

大概是在十多年前，我渐渐不再去买和看《读者》了，除了“作家梦”的消退、工作和生活的忙碌外，最先应该是受一份新的南方期刊《特别关注》的吸引，比较起来后者似乎更贴近工作和生活，之后便是被电子图书、手机阅读所取代，卖报刊的街头书报亭也不知何时都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在《读者》博物馆，我更近距离地了解到：这份杂志起步于1981年3月，最初只有8平米的空间，由两个三十六七岁的“理工男”胡亚权和郑元绪主创，他们考虑到甘肃作者不多，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自己的文学根基也不深，便另辟蹊径选择发动读者推荐文稿，办一份文摘性杂志，没想到竟然一炮走红，星火燎原，发行范围从西北迅速扩展到全国，以至于远在美国的《读者文摘》杂志都感受到了威胁，他们马上警觉起来，发现中国甘肃的这份杂志与自己重名，便立刻提出要诉诸法庭，进行商标维权。

在此关口，没想到《读者》杂志社迎难而上，1993年初，真诚面向全国读者公布这次困境，征集新的刊名，不仅成功化解了危机，而且知名度也大大提升，订阅量飞速增长，成为跨越不同阶层的全国第一大众读本，单月发行量从200万、300万，一直飙升到近千万册，开创了出版界的一个又一个神奇，那时甘肃当地人都十分自豪地说，兰州有“四个一”：一条河一座桥，一碗面一本书。其中一条河指的是穿城而过的母亲河黄河，一座桥是黄河第一桥中山桥，一碗面是指当地特色饮食兰州牛肉面；一本书，说的就是这本连续多年一直全国销量第一的《读者》杂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古人形容世事盛衰兴替、感叹世事变化无常的谚语，源自历史上黄河屡次改道，原本在河东岸的村庄几年后，因河改道而变为在河西岸。这样的变换，今天却又恰巧落到了创刊在黄河岸边的《读者》身上。这份在全国家喻户晓的杂志，据说几年前还传出因负债发不出工资的消息，后来很快就出来辟谣，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然而销售锐减、今非昔比，肯定是事实。

当天，参观《读者》博物馆的只有我们一行三人，整个总部大楼都很冷清，站在一个个辉煌的历史记录前，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让《读者》这个三四十年前的时代宠儿，迅速滑落到眼前冷冷清清的地步？表面看是科技、是手机等更现代、更方便电子产品的出现，可是从根本上讲，又何尝没有杂志自身的停滞不前哪？二十年、三十年，黄河都会改道，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怎能不发生变化呢？越来越快的社会发展与生活节奏，必然需要更快捷的阅读与传播方式。就像是历史上一个的新朝代取代另一个没落的封建王朝一样，这是新陈代谢的时代必然、社会发展的规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国内外的报刊能达到《读者》一样辉煌的可谓凤毛麟角，但是其由盛到衰的过程，就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不能不感慨、思索、感悟。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鼎盛的文化产品，不要只是看到今天的辉煌，应该主动思考明天可能出现的危机和衰落，主动未雨绸缪，避免也步其后尘。

告别时，我看到了在博物馆前，一块“再铸辉煌”的醒目石刻，这应该是杂志社的誓言与号召，其实这何尝不是千千万万像我一样当年忠诚粉丝们的愿望和期盼啊！走出大门后，我不由得又驻足回望了许久，心中默默感谢这份曾经温暖心灵、引路前行的杂志，祝福她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王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