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1月15日，厂通路(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至北京市通州区)潮白河大桥主桥吊装首段钢箱梁，潮白河大桥主桥即将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通道路堵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跨省通行能力。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模式的伟大实践，是重大的系统和长期工程，京津冀三省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各项工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定位新使命

2023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定位：“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这一定位再次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京津冀地区地域相近、文化一脉，自古就形成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塑造了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分工的空间格局，是我国北方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最具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人口经济集聚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地区就通过建立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协会、成立环京经济协作区、签署《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出台《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发改委建立“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协调沟通机制”的意见》等途径探索合作发展，但仍缺乏区域层面全面科学的制度统筹。

过度集中会产生诸多问题，在“大城市病”问题不断加剧的同时，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性凸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京津冀地区面临着区域空间发展不平衡性显著、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市场配置资源能力薄弱、产业合作水平不高、市场分割严重等诸多不协同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启了探索跨地区特别是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周边地区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伟大实践。北京市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举全市之力建设城市副中心，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积极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一核”的辐射带动作用。天津市主动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新两翼”建设，唱好京津“双城记”，拓展深化京津同城效应。河北省大力推动雄安新区建设，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积极推进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关乎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紧密围绕各自的功能定位协同共促，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与人口调控、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以及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北京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人口调控与布局调控卓有成效。2014年以来，北京连续开展两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累计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近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疏解非首都功能释放出更多的空间资源，主要服务于首都功能、居民生活及新产业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北京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北京同时强化了人口调控措施，人口快速增加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功能的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转移，中心城区内外常住人口比例趋于均衡。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22.4万人下降至2022年的180.4万人，人口密度也从2.40万人/平方公里降到1.95万人/平方公里，人口空间布局不均衡问题在逐步解决。

交通、生态、产业三大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取得突出进展。以轨道交通为主的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京哈高铁、京张高铁、京雄城际建成通车，区域间出行便利度明显提升。截至2022年末，京津冀高速公路总里程10585公里，相较于2014年增长了32.6%；铁路营运里程10848公里，覆盖京津冀全部地级市，比2014年增长了38.3%。京津冀PM2.5浓度由2014年的93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2年的37微克/立方米，北京更是从2014年的86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2年的30微克/立方米，降幅达到65.1%。三地PM2.5年均浓度均进入“30+”阶段，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突破性进展。区域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京津冀三次产业占比从2013年的6.2：35.7：58.1变为2022年的4.8∶29.6∶65.6。产业转移工作扎实开展，合作共建科技园区初见成效。三地重大产业合作平台建设不断推进，产业投资项目和资金都有大幅度提高。京津产业疏解—河北产业承接规模持续增加，自2014年到2023年6月末，河北累计承接京津转入基本单位达到4.48万家。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新两翼”建设快速推进，多中心空间结构深度优化。北京城市副中心致力于发展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和科技创新四大功能。2023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拓展区规划(2021年—2035年)》正式获批，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期建成，第二批市级机关启动搬迁，教育、医疗、文化资源不断向城市副中心聚集。雄安新区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设施建设统筹推进，高质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拉开了帷幕。2022年以来中国中化集团、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华能集团等央企总部项目开工建设，4所高校和2家医院选址落位，央企设立各类机构140多家，已步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京雄商高铁、雄忻高铁、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开工建设，交通互联互通持续推进。在空间结构优化方面，京津冀“一核”首都功能实现了优化提升、“双城”联动引擎作用不断凸显、“三轴”人口产业集聚作用显著、“四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多节点”城市综合承载力和服务能力逐步增强。作为北京城市功能空间优化的重要节点，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作为“新两翼”，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中都承担着重要使命，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同时也为加强首都功能提供了有效服务保障。

区域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稳步实施。党中央作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之后，京津冀三省市和有关部门单位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行动计划，建立了多层级、常态化的对接机制以及多层次、宽领域的协作关系，通过改革突破行政壁垒，有力支撑三地协同发展各项工作的落实。坚持党中央统筹、加强地方联动、强化政府引导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以疏解“大城市病”为政策重点有序布局治理内容，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有效路径。尤其是以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试点地区，强化交界地区跨域治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实现实质化运营，通过京冀两地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在政策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京津冀新实践

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先行一步，取得积极成效，但在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矛盾。主要体现在重要节点的支撑与空间联动力不足，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接不足，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格局尚未有效发挥等方面。未来仍需多策并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向深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发挥“一核”辐射带动作用的客观要求，也是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都都市圈正在按照职住协同、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圈层结构加快建设，推动形成京津冀城市群主干构架。应坚持规划引领，加快研究编制与联合发布以首都为核心的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规划、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规划、重点领域详细规划及行动方案等。一是明确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整体定位与中长期规划发展目标，以及支撑京津冀城市群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功能定位，形成“多轴带+多圈层”的网络化联动格局。二是进一步加强首位城市北京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格局，解决城市群内等级规模断层、城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大、人口与产业分布过密与过疏并存的问题。三是以完善区域快线连接为抓手，继续推动交通一体化建设，形成同城化效应，构建复合功能的职住平衡通勤圈。四是有序引导部分产业向环京地区转移，增加就业岗位供给，打破首都都市圈既有的垂直分工格局，探索建立上下游衔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完善北京制造业疏解与河北节点城市有效承接的发展模式。

高水平、系统化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首都减量发展是对北京“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的主动响应，也是应对“大城市病”的关键举措。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需要处理好疏解和承接的关系，应研究制定新一轮非首都功能疏解行动方案，设立“京内”+“京外”组合式疏解模式，带动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健全非首都功能承接格局，通过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建设，促进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

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加快推进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京津冀地区创新资源布局不平衡，北京创新资源高度集中、创新投入水平高。北京创新成果本应就近扩散溢出，但受城市间差距过大、创新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跨区域空间支撑不够、产业链和创新链对接不足等因素制约，北京对津冀的创新溢出较少。应加强三地间的分工合作，围绕北京的创新链布局津冀的产业链，打造从知识产出、科技创新到新产品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一是打造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创新网络，发挥北京的创新优势，加强北京与津冀两地的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中试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广泛合作，形成分工有序、区域联动的创新链分工与融合发展格局，使北京的创新成果在区域内转化有基础、有支撑、可落地、可转化、可共享。二是强化北京创新环节对津冀的辐射作用，借助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契机，推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关村自创区在津冀的分院分园及产学研异地合作机制建设，以创新成果孵化落地形成津冀的新产业新业态；同时支持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在津冀建立通用性或行业性中试示范基地，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加快形成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三是优先布局新兴重点产业链，聚焦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氢能、生命健康等重点产业链，以北京优势产业培育和带动津冀做大做强相关产业，形成产业有序分工、充分链接、高效联动的网络化发展模式和空间关联格局。四是重点提升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以适度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重点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型企业。

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普惠。扩大区域社会保障补偿范围，重点提升河北社会保障水平，探索一套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区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缩小省市间的发展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扩大京津冀地区教育资源共享惠及范围，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三地政府和学校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河北既要把握在京地区高校外迁、校际教学科研资源共享、高校干部交流等机遇，又要在区域内部的院校学科对接、人才引进、双一流建设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必须只争朝夕，不断进取，加大力气推进协同发展的各项工作不断走向更高水平，取得更大成效。我们坚信，京津冀必将探索出更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新机制和新路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区域样板，成为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中国方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