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干到抱团，一个乡村里的“穷棒子社”树了啥？——再悟西铺“三条驴腿”的时代意义|王国藩|贫农|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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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根。古往今来，凡是与土地相关的事都不是小事。

在唐山有一个村子，同样的土地，同样的耕耘，却有了不同的结果。艰苦岁月的磨砺，辛勤汗水的浇灌，不仅收获了粮食和果木，还有荣誉和精神财富，成就了“整个国家的形象”，写下一段辉煌的历史。

迈出初始的步伐，不仅需要勇气和胆量，更要有智慧和胆识。当面对现实和抉择，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目标。关键时刻党员就是带头人，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敢干就是担当，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实现自己的目标。

当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时候，我们又来到了西铺村，再次感悟老典型的时代意义。

王国藩：合作塑造了“形象”

一个小小的合作社，而且还是个“穷棒子社”，怎么就成了“整个国家的形象”？这是西铺最值得说的一件事。

西铺地处遵化市城东20公里的半山区，当年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村。

进入位于村委会院内的“穷棒子”村史馆，展厅内陈设的展品、展墙上的照片和文字，讲述着当年23 户贫农依靠“三条驴腿”办起“穷棒子社”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往事，让人在历史的回溯中重温那段苦乐与共的峥嵘岁月。

“我父亲常年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但是家底子太薄，一年四季填不饱肚子。穷到啥份上？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邵坤说。他是“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

1952年，王国藩、杜奎领导23户贫农组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称“穷棒子社”。（资料片）

新中国成立前，在地主、富农的剥削压榨和长期战乱的蹂躏下，西铺村民的生活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西铺实行土地改革，村民的生活条件虽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农户在生产、生活上仍存在诸多困难，再赶上自然灾害，很快又出现了新的贫困户。

1952年，党中央号召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西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和杜奎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很快激发了农民入社的热情。10月26日晚，王国藩、杜奎等23户在王荣家里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着十几年党龄的王国藩被推选为合作社主任。经清点，合作社财产只有230亩土地和“三条驴腿”。“三条驴腿”是指土改时分给西铺的一头驴，入社农户占四分之三股份，只能社里用三天，社外用一天。一些富裕户说：“看他们除去要饭的罐子，就是打狗的棍子，还有什么？这样的‘穷棒子社’早晚得穷散了！”王国藩却说：“别人笑话我们是‘穷棒子’，但我们人穷志不穷，只要有志气，什么困难都不怕。”

“从‘穷棒子社’成立那天起，王国藩一门心思扑在社里的大事小情上，他想改变家乡世代贫困的面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西铺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杜合军说。

“穷棒子社”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天，社员们打破冬闲的习惯，徒步到15公里外的山上砍柴，用换来的430多元现金解决了生产资金紧张的问题。第二年春播，社员们互相竞赛，牲畜不够就用人拉犁。到1955年，合作社拥有大牲畜52头、大车5辆，实现总收入5万余元，当年向国家交售余粮2700多公斤。经过几年努力，“穷棒子社”从仅有“三条驴腿”到“肥猪满圈、牛羊满山”，许多富裕社都不如他们。

1956年1月1日，西铺与东铺、大于沟、白马裕村组成了当时遵化县第一个高级社——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王国藩担任高级社主任。高级社成立后，充分调动社员积极性，极大提升了生产力。“穷棒子社”的事情很快传到中央，以“穷棒子社”发展历程写成的调查报告，入选中共中央办公厅1956年1月编印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亲自为其写了按语，将“穷棒子社”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由此，“穷棒子社”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1957年2月，王国藩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金质奖章。大会闭幕式上，毛主席把一面奖旗送到王国藩手中，称赞他是“建设共和国的功臣”。从1957年到1969年，毛主席先后10次与王国藩见面。对王国藩来说，这段幸福且荣耀的经历让他终生难忘，是激励他奋斗毕生的源动力。

70多年过去了，王国藩和他的社员都走了，西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王国藩勤于生产、简于生活的精神依然影响着家人。现在，王国藩住过的宅院是个极其普通的农家院，屋内柜子上摆放着毛主席跟王国藩握手的照片。在家人眼中，这张照片弥足珍贵。

回忆往事，王国藩的儿子王子华深情地说：“父亲一辈子没有享过福，但他留下的‘穷棒子’精神是最宝贵的财富，会一直激励着我们！”

杜合军：致富实现了愿望

“老一辈付出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片土地不仅长出了粮食，更长出了‘穷棒子’精神。我们继承父辈艰苦奋斗的精神，为了美好的生活拼尽全力，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对王国藩当年组织23户贫农靠“三条驴腿”办起“穷棒子社”的历史，西铺村党支部书记杜合军感悟颇深。

在西铺村“穷棒子”村史馆，一个个写满沧桑的农具穿过历史的云烟，记述着当年那段战天斗地的往事，见证着西铺村的前世今生。“别人笑话我们是‘穷棒子’，但我们人穷志不穷，只要有志气，什么困难都不怕。”王国藩的这句话被张贴在墙上，时刻激励着西铺人勇往直前，奔向幸福生活。

作为“穷棒子社”23户贫农的后代，杜合军曾在外经商，凭借融入血脉的“穷棒子”精神，拼出了一片天地。有所成就的他始终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西铺村的发展。杜合军说，以前的西铺村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王国藩组织23户贫农成立合作社后，大家不再单打独斗，互帮互助，摘掉了穷帽子，填饱了肚子。村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互助组从最初的23户壮大到80多户，西铺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相互扶持，我们的生活一定能再上新台阶。”杜合军说。

2023年8月14日，说起当年父辈们艰苦奋斗的经历，杜合军（中）和“穷二代”们觉得必须把“穷棒子”精神传承下去。

2018年，杜合军上任后，村两委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实现了村内道路硬化，新建了幼儿园，不断改善村民的人居环境，广泛探索致富良策。

“我是在合军的指点下种植栗蘑的，现在一年四茬，收入挺可观。”61岁的王德富同样是23户贫农的后代，现在是村里的致富能手。他十几岁开始凭借木工手艺讨生活。随着国家政策走进山村，山场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王德富和兄弟承包了600多棵果树，白天外出劳作，晚上做米面加工生意，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了10多万元的积蓄。后来，他经营过农用车，开过砖厂，现在更将老厂房改造成冷库，经营板栗加工、油品加工和栗蘑种植等产业。“我们西铺人骨子里有种拼劲，以前的苦日子好像就在昨天，我们绝不能再过回以前的日子。”王德富说。

山上栗树成荫，栗蘑长势正旺，作坊里晶亮清澈的核桃油、苦杏仁油、香油散发着阵阵香气。“没想到这么个小山包底下有忒多好东西！”来西铺村的游客时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如今，西铺村的优质农产品远近闻名，杜合军作为法人，成立了唐山市圣水裕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秉承“穷棒子社”互帮互助的理念，帮助村民开辟销售渠道，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对于未来，杜合军有着自己的打算。西铺村的栗蘑销售红火，他谋划从村里拿出一部分土地，组织村民开展栗蘑科学种植，提高产量。依山而建的西铺村，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他准备扩大山上的水面，引入旅游项目，打造旅游景点，带动农家院经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杜合军踌躇满志地说。

1952年“穷棒子社”诞生，西铺人靠自己的双手，终结了“糠菜半年粮，祖居破草房，全家一条被，三载着一装”的苦日子。如今，西铺村的“穷二代”们继承了前辈的“穷棒子”精神，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合作社”已现雏形。“我们有党的好政策，有父辈的精神激励，有用不完的干劲，西铺村致富实现了父辈们的愿望。”杜合军说。

田玉存：榜样传递了力量

“记者是苦差事，采访是一门大学问。”这是本报老记者田玉存的切身体会。他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唐山的许多乡村有他的足迹。

1987年田玉存到西铺采访。当时“大包干”政策推行，西铺作为以“合作社”闻名全国的老典型有何境遇，会怎么干？“我必须去现场看看！”强烈的好奇心和责任感促使他下乡一探究竟。

“当深入了解后，很多地方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田玉存和同事扎进村里，7天里走访了王国藩家、村书记家、村史馆、村办企业等地，看到了纺织厂、电线厂、贸易公司等企业，在田间炕头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挖掘了很多故事。“想不到，西铺早就开始施行了‘大包干’；想不到，西铺1983年就有了个体户；想不到，村办企业就有六七个。西铺当时又一次走在了唐山地区改革前列。”田玉存很惊喜。

“大包干”的实施，让西铺“活”了起来。采访中，他们看到西铺人的那种坦然，利用村里设施办起了企业；他们看到有了土地自主权的农民，在农田里热火朝天地劳作；他们看到年迈的王国藩和村干部们为村办企业奔走，发展集体经济……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西铺没有躺在之前的“功劳簿”上讨生活，而是从种地打粮这种单一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多元化发展、多渠道增收，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田玉存说，搞“穷棒子社”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搞“大包干”也是为了百姓过好日子。西铺一直在变，但“穷棒子”精神没有变，干部团结群众的作风没有变。从王国藩到后来的几任书记，都一心一意为百姓服务。王国藩告诉他们：“累也得跑！也要干！西铺绝不能落后！”

“西铺的精神，让我很有感触。30多年里，我一直关注农村，采访从不敢懈怠。”田玉存说。

聊到从业的经历，他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个故事。

1961年5月5日，《唐山劳动日报》刊登了徐绍震关于西铺思想政治工作的调查《思想红团结紧干劲高》。

那时交通不发达，记者采访的路显得很漫长。一次，田玉存去迁西采访，乘公交车、搭手扶拖拉机到了闭塞的山村。白天，他走家串户采访；晚上，住在生产队的饲养棚挑灯写稿，夜里总被驴马的嘶叫惊醒。“用馇猪食的锅做饭，有种特殊的味儿。”田玉存笑道。一周采访结束后，他返回市里时不巧赶上大雨，山路难行，班车受阻。“我只好找了根树棍，挑着采访包翻山越岭回单位。”他回忆，没想到就在自己返回的前一个夜晚，家里的简易房进了坏人，吓坏了妻子，幸亏邻居赶来，歹徒才逃走。“我们根本顾不上家，都习惯了。”田玉存说。

“记者不但要肯付苦，更要用心吃透政策、了解技术，把专业的工作变成通俗的文字。”田玉存回忆，一次，他到农研所采访高粱新品种研发，听不懂被采访对象的专业讲解，便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马上到农业局借了相关资料，利用周末埋头恶补。下周一他再去采访，不仅听懂了被采访对象的讲解，还能与他顺畅交流，顺利完成了任务。

对于记者，他认为要传达党的声音，传递群众呼声。而党报人，则要有读万卷书的积累，有行万里路的艰辛，有记录天下事的热忱，有“事了拂衣去”的坦然。因为党报人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如一枚火种薪火相传；党报人的文章，经过岁月的检验，如一壶老酒历久弥香。

西铺在改革的大潮中擎起了一面旗帜，而老一辈报人同样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传递了力量。

【采访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