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风情<295> | 淮军将领唐定奎,无愧一时名将)
图为·淮军公所一景
淮军将领
唐定奎
唐定奎,谱名家祥,字俊侯,安徽袁店乡唐五房圩人,生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唐家有兄弟五人,唐定奎排行第五,他还有一个四哥唐殿魁,也是一风云人物,余下的三位兄长则史无所载。唐家本是普通百姓之家,靠种田,帮工为生。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他与四兄殿魁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由此步入军旅生涯。同治元年(1862年)兄弟二人加入淮军刘铭传部,跟随刘铭传转战南北,因军功被清廷擢升为副将,赏戴花翎。同治六年(1867年),兄唐殿魁在与捻军的激战中战死于尹隆河,唐定奎闻讯后立即由家乡奔回军中,代领了兄长的旧部,“誓杀贼复仇”,数次与捻军对战,后被清廷赐号呼敦巴图鲁。
图为·淮军将领唐定奎
(注:图片源于互联网,此形象仅为示意图,并不代表人物真实历史影像)
防护台湾
咸同年间,世界局势风起云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逐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邻国日本也虎视眈眈,一直想伺机进占台湾。彼时的台湾悬于海外,自清初收复以来,长期没有得到清朝政府应有的重视,尤其东部和南部的大片地区没有得到很好开发,仍是清王朝鞭长莫及之地。
日方蓄意制造的牡丹社事件
图为·日方摄于1874年的影像照 底部配字为“西乡都督,其幕僚及台湾原住民”
同治十年(1871年)11月,60余名从事朝贡贸易的琉球人在海上突遇台风,乘船漂流到台湾东南部后,被当地牡丹社原住民误杀54人,余12人被清政府救护并护送回琉球。此事本与日本无关,但日本诡称琉球是日本属邦,借口“番地非隶中国版图”,悍然入侵台湾南部的牡丹社,对牡丹社原住民进行残酷杀戮,局势猛然升级。当时台湾属福建省管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援师护台,清政府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头衔赴台处置,李鸿章便推荐唐定奎率所部淮军前往台湾。
由于清政府海防空虚,不希望节外生枝,一心想通过外交谈判姑息宁人,主张“衅不我开”。李鸿章深明上意,也始终主张按兵不动,在淮军增援到台后,数次致函沈葆桢“祗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且密饬唐定奎“进队不可孟浪”,意为绝不打响第一枪。在被动的消极防御政策下,唐定奎一边“择险分屯”等待朝廷指令,一边设法求医问药,防治瘴气,保持军队士气不衰。与此同时,日军因水土不服和瘴疫流行,非战斗减员与日俱增,“死者日四、五人,病者不可胜计。其官兵数人卧不能兴”,部队士气低落,而唐定奎又部署严密,无军事上的可乘之机,进退两难,所以也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同治十三年(1874),中日签订《北京专约》,日方勒索50万两白银作为“兵费补偿”后撤离了台湾。唐定奎因防护得当,被朝廷赏赐黄马褂。
开发台湾
淮军自赴台到离台,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修筑炮台,“开山抚番”,巩固海防,为台湾的深入开发做出了贡献。
图为·台湾原住民图
牡丹社事件的发生,暴露了清政府对台湾统治的薄弱。台湾岛地势特殊,以山地、丘陵为主,加之悬于海外,往来不便,“官吏所治只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台湾原住民被清王朝统称作“番”,原住民社会的聚落村社组织,名之为“番社”,由于“番社”世世代代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封闭、落后,“屯聚无常,种落难悉,猎人如兽”,恶性事件常有发生,为避免外国列强以“生番”为借口滋扰事端,挑起边衅,也为了加强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力度,清廷开始“开山”“抚番”。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海防同知袁闻标、台湾镇总兵张其光由南路开山;南澳镇总兵吴光亮和台湾道夏献纶由中路开山;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由北路开山。唐定奎所率的淮军,仍驻扎在凤山、东港、枋寮等处,作为后援确保“开山抚番”的顺利进行。除了“抚”之外,对于为害一方的土番,淮军也对此进行了严厉打击。光绪元年(1875年),两路淮军联合攻破内外狮头社,平定了此次南路“开山抚番”中最大的“番害”,使其余“各番社震恐乞降”,归附朝廷,淮军对归顺的少数民族给予衣、鞋、酒食等物品,并对他们宣扬了朝廷的威德。
唐定奎又设立抚垦局,并示约七条:“曰遵剃发,曰编户口,曰交凶逆,曰禁仇杀,曰立总目,曰垦番地,曰设番塾”,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促进其汉化进程,对台湾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1883年)法军侵略越南,海防戒严,朝廷下诏力促唐定奎带兵布防。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唐定奎因病归乡,光绪十三年(1887年)病逝。李鸿章和曾国荃得知后,向朝廷合奏了《为唐定奎请恤折》,称其“无愧一时名将”“而渡台之役尤为艰苦卓绝”,朝廷赐谥号“果介”,命国史馆立传,在其家乡和立功的省份建立专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