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转运一位同意捐献器官的脑死亡患者时,还有2公里就到手术室了,捐献者心跳突然停止,为保证捐献的顺利进行,参与转运的医生、护士对病人持续做心肺复苏,从而保证了器官的正常捐献,挽救了多人的生命。”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崔连超说,虽然是回忆,但依然惊心动魄,这种争分夺秒完成生命接力的时刻经常发生。
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崔连超的工作,主要是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与“潜在捐献者”家属沟通交流,组织协调捐献器官的获取与运送。五年来,他奔走在河北省内各大小医院,协调完成了139多例捐献,让很多病人获得重生。他们的坚守,为很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带来曙光,他们是奔走在生死间的生命“摆渡人”。
结缘,源于一份感动
几年前,崔连超从事的是医疗相关的职业,他的一位朋友因为肾衰竭晚期,饱受疾病的折磨,他心里特别担心。幸运的是,他的朋友等到了合适的肾源,并成功移植肾脏,恢复了正常生活,摆脱了病痛。“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群人,为拯救他人的生命不断努力着,我也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为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送去曙光。”崔连超说。
于是,2018年,崔连超从信息员做起,一点一点熟悉、掌握器官捐献工作,也更坚定了他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初心。2019年,崔连超考取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正式成为一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不断奔走在生与死之间。
几年时间里,崔连超完成了139例捐献,但这些数字的背后,却是数倍于此的失败。“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等式,那就是‘100-1=0’,在协调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捐献不能完成,所以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每个环节都顺利进行,希望那个‘1’不要出现。”崔连超说。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患者家属对协调员往往抱有警惕、排斥的态度。为完成捐献,崔连超也常常受到家属的语言暴力,但他还是不忘初心,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家属沟通。从家属同意捐献,到顺利地获取,并转运至需要移植的患者体内,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员不断“奔跑”,争分夺秒,只为顺利完成每一场生命接力。
摆渡,为生命接力
弹性大、不确定性高、24小时随时待命等是他们的工作特点,熬夜加班是他们的常态。“一有消息必须马上出发,病人的病情随时可能恶化,必须要争分夺秒,无论下雨、还是半夜,接到电话必须立马出发。”崔连超说。
有一次,崔连超接到信息员电话,说有潜在志愿者,他和同事驱车7、8个小时,赶到潜在志愿者所在的医院,与家属进行了多次沟通,最后,家属还是没同意捐献。“协调过程中,十次可能有8、9次会失败。”崔连超说,“虽然失败的次数很多,但是每一次成功都是捐献者和家属用他们的无私大爱成就的,他们值得我们每个人的尊重。”
作为协调员,崔连超经常要面临“生与死”的沉重话题。“一般能够达到捐献条件的潜在志愿者都是因为意外导致的脑死亡,家属一时之间很难接受,跟他们提捐献的事情确实很难开口,也很矛盾。但是,我们必须去做,因为还有很多的器官衰竭患者等待救治。”崔连超说。
如何让家属接受你、信任你,愿意做出捐献的决定?“同理心”一词被崔连超反复提及。“虽然我们会培训很多沟通技巧,但是在实际协调中,只有认真倾听,暖心安慰才能得到家属的信任,才能促成捐献的完成。”崔连超说,“捐献完成并不是我们工作的终点,我会在捐献后与家属及时沟通,进行心理疏导,一般家属需要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才能从亲人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所以,我会与捐献者家属随时保持联系,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与一定的帮助。”
作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协调各方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仅需要与“潜在志愿者”家属沟通,还要负责与交警、医院各部门的协调。在转运过程中如遇交通不畅,协调员们需要与交通部门联系;医院各部门的协调工作也很复杂,手术室、参与转运的医生、护士等,都需要协调员提前协商安排。
大爱,器官捐献向阳而行
“协调员就是要架起生与死之间的桥梁。一边是新生,一边是捐献的家属失去亲人,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悲伤。但很有成就感,因为这是救人的事,在病人处在不可逆的脑死亡时能够让他的生命延续,让更多人重获新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崔连超说。
协调员的工作不分时间地点,手机一年365天从不关机,不论在哪儿随叫随到,繁忙的工作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生活。即使从事这份职业充满着艰辛,但对崔连超和协调员们来说,他们从未怀疑过这份工作的意义。“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见证着生命的延续和‘重生’。”
令人欣慰的是,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度也在逐渐提高。“在今年8月底,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还不到500万例,到今天已经530多万了,一个月增长了30多万,增长速度非常快,如果以这个速度增长下去,一年就能增长将近400万,对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个福音。”崔连超说。
器官捐献事业向阳而行背后,是无数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坚守,在生与死之间搭起了生命之桥,让生命永续,让大爱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