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匠(绘图:张永成)
唢呐是我国各地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吹管乐器,俗称喇叭或金口角。据明王圻《三才图会》记载:唢呐为篥(音:必力)变化而成,原名苏尔奈。起始年代不详,在明正德年间(一五〇六~一五二一年)已在我国普遍应用。先是为军中之乐,后为民间所用。
说起喇叭,不懂
喇叭行敬奉的有两个祖师爷,一个是师旷,一个是孔夫子。师旷是春秋战国之人,此人音乐天分极高,传说他为了追求艺术境界竟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因此所作之曲皆由心而发,而孔夫子在当时也非常喜欢吹奏。
咱们山海关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拨优秀的喇叭匠。说到匠,通常会想到木匠、瓦匠、石匠什么的。这个“匠”字,一般是指有手艺、有技术、有真正本事的人,就是能靠这个吃饭的人。说了归齐,吹喇叭的人能够称为匠,说明这个行当的分量本来就不轻。
喇叭匠这个行当的性质还真特殊,它的用处基本是两种,一是大悲一是大喜。红白喜事没它不行,秧歌社火非它莫属。至于说到这里面的说道,三言两语还真说不透。比如喇叭匠出场一般为三人,中间的叫掌杠子的,是师父的位置。左手为大,是师兄;右手为小,是师弟。下手的位置不会超过掌杠子的,以示尊卑。
行里的一些个说法也很有意思。比如“尖儿”指高音,“摊儿”指低音,“一碗子”指能推伸的喇叭碗儿。指法中,左手拇指为“托眼儿”,食指为“顶眼儿”,中指为“盖眼儿”,小指为“末眼儿”。“打嘟噜”是用舌头震动发出来的声音:“花舌子”是用舌头变换出的各种短声;“单吐”频率低;“双吐”频率高。还有“单借”“双借”“三借”“四借”,等等。
俗话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喇叭行也不例外。圈里有种说法叫“门儿里门儿外”“门儿里”是指正式拜师学徒,是坐科的意思。拜师后师父先教徒弟打鼓、打钹,意在培养徒弟的节奏感,待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师傅才开始教吹喇叭的手艺。当然了,学徒期间,徒弟要承担各种家务,如:铺床叠被倒尿盆儿,种地收秋干重活儿,师娘吃饭抱孩子,师父出门给备驴儿。
正式拜师的虽然受些苦,但学出来的东西扎实、规矩。尤其是这些个孩子都是童子功,练就了肺活量大,功夫硬,什么胸式呼吸腹式呼吸的,要哪有哪,出徒就是把好手。这些人出来,见人很讲究,一边抱拳行礼,一边嘴里道着“辛苦,辛苦”,明白的一看就知道这是“门儿里”人。手艺行里有这么一种说法:徒
相比之下,“门儿外”的就逊色得多。这一部分人都是半路出家,基础差,功夫浅,从档次上和身价上,都照“门儿里”
要说山海关喇叭行,首当其冲的就是金财,说他是喇叭行的代表人物一点儿都不为过。论金财的家境,他完全可以不干这一行,可是他偏偏就迷上了吹喇叭,而且一吹就是一辈子。早在日伪统治时期,金财的名气就已经很大了,亚细亚唱片公司还为他们灌制了唱盘,其中有金财、赵会张秉云、顾秉会四人合吹的《泰山观顶》《双龙调》,还有金财的高徒小核桃吹的《花为媒》,唱片上赫赫写着“山海关喇叭天下驰名”。
喇叭行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有一批喇叭匠崭露头角。像任家门儿、陆家门儿、代文志(艺名铁蛋子)、许同青(外号瞎五头)、刘尚全(小名刘锁)。刘启(大印头)、刘发(二印头)兄弟俩是开喇叭棚的。
再后来,徐成文就是喇叭行里的佼佼者了。他天资聪颖,悟性极强,不但得到了师父小核桃的真传,而且熟知乐理,潜心研究,将喇叭的声腔和指法又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遗憾的是他正值中年身染重病,久治无效,
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吹喇叭早已不再是民族文化的主流。但是那些年曾经伴着千家万户的喜乐哀愁、哭哭笑笑的岁月,无疑都作为里程碑,在你偶然回想那些故事时,它会给你一些提示和帮助。
今天,古城里还会听到阵阵的喇叭声。会听的,能品出其中的百般滋味;不会听的,就只当给生活制造点儿动静,不以为然。说来说去,生活依旧在继续,日子是不会因为多几声喇叭或少几声喇叭而停滞的,只是在那声声的喇叭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古城的历史和曾经的故事,不经意间为古城的文化生活添加了些许的味道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