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璘，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石家庄市唯一的专职协调员，是连接捐献志愿者与受捐者的桥梁。石家庄于2014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七年来，见证了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03例，捐献大器官580个，挽救了561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使215人重见了光明!
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
今年3月底，翟璘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翟璘工作七年来，石家庄市实现器官捐献203例，挽救了561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宣传捐献政策和法规、发现潜在捐献者、与捐献者家属沟通、监督见证捐献过程等是翟璘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刚开展的时候，我们是毫无经验的，在如何开展工作和如何与家属沟通方面，平衡很难把握，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经验的不断积累，全市的捐献工作也逐渐的向着更好趋势发展。”
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2014年，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翟璘成为了一名器官移植协调员。2015年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提供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也意味着我国器官捐献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也意味着国家需要更多的像翟璘这样的协调员来开展工作。
争分夺秒和未知
对于人体器官捐献，被拒绝是常态，争分夺秒也是常态。
“有时候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捐献者家属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决定，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沟通，最大程度的得到家属的理解、支持，但是无论他们最后的决定如何，我们都会理解。”翟璘说道。
有一次，石家庄市一名捐献者，在翟璘的沟通和捐献者所有直系亲属的支持下，全部书面签字同意捐献器官。就在捐献者手术获取关键时刻，捐献者的舅舅却赶到了手术室门口表示拒绝捐献。翟璘当即道：“希望您能冷静考虑一下，法律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刚才，所有的直系亲属已经签字确认。您和家人的任何决定我们都会支持和理解，但是，出于人道，我们还是希望家人们都能够理解和支持捐献工作，让器官捐献延续生命之火。”最终，捐献者所有家属同意了捐献，获取手术如期举行。
“我们这一行就是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有时候器官移植是两边同时进行的，因为器官移植要越快越好，才不会影响器官质量和患者的健康恢复，所以我们必须是和时间赛跑，才能将生命延续。”
逝去和重生
作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内心总是复杂的，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
翟璘回忆，他曾经连续两天见证了两个捐献者进行器官移植。当第二天前往医院见证器官捐献时，偶然在ICU遇到了前一天的器官移植受捐者。“我看到他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连眼睛都是闭着的，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冲我竖了个大拇指。”翟璘说道，我不觉得那是在感谢我，那是在感谢自己，也在和我分享自己重生的喜悦。
当然，让翟璘最有感触的还是在送完捐献者最后一程的时候。
“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个离别，那是一个人员很多的家族，家庭和睦，他们每一个人在和捐献者道别时，都拉着捐献者的手，流着泪叙说着自己和捐献者的快乐回忆，仿佛一张张幸福的画面在我眼前浮现。当时我也很有感触，但我一定要用职业精神控制好情绪，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服务好捐献者家属。”
翟璘在捐献完成之后，也经常会和捐献者家属聊天。曾经一位捐献者家属对翟璘说，器官捐献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因为我知道，世界上还有人替他活着，替他走着一部分的人生，每想到此，倍感欣慰。
他们定格了时间，却活成了永恒。
传统观念和新文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很多人仍认为并遵循的传统观念。这就需要翟璘这样的协调员们在传统观念和新文明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为捐献者家属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还是在宣传上，死亡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还是有很多家庭讳莫如深，对于将要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宣传死亡和新生更是尴尬，所以从宣传角度、效果等方面，都存在群众知晓率低的问题。”
为了最大程度的宣传和提高群众知晓率，翟璘专门为此设计出小程序来帮助宣传、科普、登记器官、遗体角膜捐献，在小程序上，有法律法规、新闻故事等，还有市红十字会和所有获取机构的简介和联系方式。“我希望有意向的或者想咨询的可以轻松的找到途径。”
不过让翟璘欣慰的是，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升。但对于人口庞大的我国来说，还有很多人在迫切的等待着移植手术。
“我也希望这份工作可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更多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能加入到我们。”翟璘说。
本文来源：网易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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