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璘，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也是石家庄市唯一的专职协调员，是连接捐献志愿者与受捐者的桥梁。石家庄于2014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的工作，七年来，全市实现器官捐献203例，捐献大器官580个，挽救了561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使215人重见了光明!
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
今年3月底，翟璘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翟璘工作七年来，石家庄市实现器官捐献203例，挽救了561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发现潜在捐献者，联系捐献者家属，宣传捐献政策和法规，协助捐献是翟璘的主要工作内容。“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刚开展的时候，我们是毫无经验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既能让捐献者家属体会到我们也是感同身受的，也要传递出我们是正规的，是有法律保障的。”翟璘回忆道，我们大多是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提一提还在世的亲人，在协调的工作当中，换位思考和感同身受很重要。
在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翟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这个机缘巧合给他的协调员身份帮了忙。“不仅能让我和家属更好的沟通，有利于做工作，还让我在协助手术时，有了更强大的心理。”
2007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进一步走上了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2010年3月，中国正式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2014年，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翟璘作为了一名器官移植协调员。2015年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提供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也意味着我国器官捐献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也意味着国家需要更多的像翟璘这样的协调员来进行协调工作。
争分夺秒和未知
对于人体器官捐献，被拒绝是常态，争分夺秒也是常态。
“有时候不到最后一刻，我们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捐献者家属随时都可以反悔，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沟通，无论他们最后的决定如何，我们都会理解。”翟璘说道。
有一次，翟璘得知一位患者已经脑死亡，在翟璘的沟通和患者家属的支持下，患者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就在患者家属和患者“道别”完后，患者的舅舅拒绝了捐献。翟璘当即道：“希望您能在考虑下，您的任何决定我们都会支持和理解，但只能给您5秒钟。”最终，患者的舅舅同意了捐献。
“我们这一行就是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有时候器官移植是两边同时进行的，因为器官移植要越快越好，才不会影响器官的性能，所以我们必须是和时间赛跑，才能将生命延续。”
逝去和重生
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内心总是复杂的，一边是“逝去”，一边是“重生”。
翟璘回忆，他曾经连续接到了两个捐献者进行器官移植。当第一天器官移植顺利完成后，他第二天前往医院协助第二个器官移植，但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第一位受捐者。“我看到他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连眼睛都是闭着的，但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冲我竖了个大拇指。”翟璘说道，我不觉得那是在感谢我，那是在感谢自己，也在和我分享自己重生的喜悦。
当然，让翟璘最有感触的还是在送完捐献者最后一程的时候。
“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个道别，一家子人很多，也很和睦，他们一家子每一个人道别的时候都拉着捐献者的手，哭着说出自己和捐献者的快乐回忆。当时我也很有感触，但我不能哭，做我们这一行的一定要坚强。”
翟璘在捐献完成之后，也会和捐献者家属聊天。一位捐献眼角膜的捐献者家属曾对翟璘说，器官移植对我最大的意义，是他还能再别的地方看看这个世界。
他们定格了时间，却活成了永恒。
传统观念和新文明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中国很多人仍认为并遵循的传统观念。这就需要翟璘等协调员在传统观念和新文明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传统观念中，器官移植是不被理解的，在和一些家属交流时，我们也会被骂，被排挤，这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避这个问题，给家属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翟璘说。
“我认为最大的困难还是在传播上，还是有很多家庭认为这是违法的，死亡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对于刚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更是如此。”
为了最大程度的宣传和抹除百姓心中的误解，翟璘专门为此设计出小程序来帮助科普器官捐献，在小程序上，翟璘放上了市红十字会和捐献定点医院的电话。“我希望有意向的或者想咨询的可以轻松的找到途径。”
不过让翟璘欣慰的是，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善，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升。但对于人口庞大的我国来说，还有很多人在迫切的等待着移植手术。
“我也希望这份工作可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也希望更多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能加入到我们。”翟璘说。
本文来源：网易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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