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故事里的保定丨兄弟双雄)
“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这是同乡好友、出版家汪原放先生缅怀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一首小诗。
90多年前,兄弟二人喋血上海,用青春热血染红了党旗,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信仰。那么,他们兄弟二人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要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说起......
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安徽安庆人,是陈独秀的长子和次子。兄弟二人相差4岁,哥哥延年皮肤黝黑、性格倔强,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皮肤白皙、爱说爱笑,是个“白面书生”。虽然性格各异,二人的思想和志向却非常一致。
从童年起兄弟二人便形影不离,1917年,双双考入震旦大学预科班,由此熟练地掌握了法语,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功底。受陈独秀“自创前途”家风的影响,两人生活上半工半读,思想上独立思考,对陈独秀积极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都崇拜无政府主义。1919年12月25日,兄弟二人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求学。
上世纪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影响较大,留法勤工俭学组织者李石曾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区声白、华林、李卓等来到法国后,法国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主要汇合地。1921年末,他们在法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工余社,1922年1月15日创办了《工余》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作为勤工俭学生自己创办的刊物,受到了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欢迎。兄弟二人加入工余社,陈延年还担任了《工余》杂志的编辑。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二人到法国后,深入地接触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有了初步认识,感知了无政府主义在改造法国社会的无力与无望。他们摒弃无政府主义的偏见,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有了较深的理解。1922年,陈延年深有感触地说:过去自己“对于无政府主义之信仰,是“建在浮沙之上的”,“做革命事业,在乎……力求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一生精力,全用在这个研究上”。
促使他们发生根本动摇的是发生在1921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争回里昂中法大学”三次斗争,尤其在“争回里大”斗争中,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不但不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反而听任法国当局将蔡和森等104名学生遣送回国。这使兄弟二人幡然梦醒,清楚地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从此与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一刀两断。
1923年初,我国国内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互助月刊》说:“法国之《工余》杂志,为吾党旅法之机关报。前为陈延年君编辑,近陈君因改变为共产党,编辑事务改由李卓君担任矣”。这则消息说明陈延年兄弟二人已经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少无政府主义信徒加入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队伍中,无政府主义在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的影响逐渐衰落下去。
兄弟二人在巴黎经营“中国书报社”,销售《少年》等进步刊物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的《少年》杂志
找到真理之路的兄弟二人迅速成长。1922年6月3日,二人参加了在巴黎布隆涅森林中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陈延年被增补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宣传部长,负责编辑和刻印机关刊物《少年》月刊。陈乔年白天做工,晚上协助哥哥油印《少年》杂志。《少年》杂志深受华工和勤工俭学生的喜爱,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1922年8月,兄弟二人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3月18日,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期间,陈延年手不释卷学习理论,被同志们戏称为“小列宁”。陈乔年与同学萧三参考法文、俄文译本共同翻译了《国际歌》,这和身处北京的李大钊、广州的瞿秋白几乎不谋而合。因而,陈乔年、萧三、李大钊和瞿秋白成为《国际歌》的第一批中文翻译者。
从此,陈延年、陈乔年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回国后,陈延年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27年4月27日,兄弟二人和父亲陈独秀被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一时在党内传为佳话。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时隔不久,陈延年、陈乔年分别于1927年7月4日、1928年6月16日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陈乔年烈士的豪言壮语言犹在耳,是他们,用满腔热血书写了璀璨芳华,用壮烈牺牲铸就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一代英烈,兄弟双雄。让我们永远铭记!